式接触毛文龙之前，就已经定下了应对之策。还在京城期间，阁臣钱龙锡问及如何处理和毛文龙的关系，袁崇焕脱口而出：“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不难看出，驱使他这样做的并不是个人私利，而是个人的道德好恶。他看不惯毛文龙的骄横不法，更看不惯毛文龙对朝廷诏命的阳奉阴违。但无论如何，毛文龙罪不致死，更何况，大敌当前，毛文龙也算是独当一面的方面大员，如此草率地加以杀戮，袁崇焕何其失策。

　　惜乎孙承宗仅任辽东经略五年，便被魏忠贤排挤下台，取代阉党高第，否则袁崇焕在孙承宗的约束下，或许能磨炼成真正的将才吧。

　　高第经略辽东，要求一切反孙承宗军事部署行事，欲撤宁远，退守山海关。袁崇焕蛮性发作，拒不受命，在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都撤退之后，仍然坚守宁远城，自称“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高第也无可奈何。

　　袁崇焕这次的违令行为可谓冒险之极，虽然宁远数年经营，坚固牢靠，但宁锦防线大部分已经撤离，高第驻守的山海关更不会派遣援军，以一座孤城抗击建州铁骑，想必袁自己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吧。

　　宁远大捷，确实是有侥幸之处，但意义重大，将此归完全功于袁崇焕也不为过。

　　如果宁远失守，北京城和清兵之间惟有一座山海关，辽东辽西之地尽归满人，朝鲜被清胁迫几乎无法挽回，从战略上看，明军对清的威胁大大降低，可能的反击彻底化为泡影。即使山海关不会被攻克，但可能在清兵的一次迂回进攻中失守（诸如借道蒙古，进犯北京城，然后夹击山海关）。只要山海关失守，则明帝国必然被迫迁都，这样想来，宁远大捷可谓影响深远。

　　虽然称宁远大捷，但袁镇守宁远无疑是一次军事冒险，如果失败，战死沙场则无话可说，幸运的保住性命，也难逃军事处分。这样的举动，无论是明哲保身的人，还是胆小怕事的人，都断断乎不会去做的。

　　我想，名将的素质应该是不将自己和军队置于危险之地，从性格上讲，身处袁的处境，熊廷弼、孙承宗、洪承畴大概不会这么做，但卢象升说不定敢冒险一博。这样的决策，应该是个性使然，倒不见得理性。

　　接下来，因为宁远大捷，袁崇焕加封辽东巡抚，出现了骄傲情绪，或许也是性格使然——冒险的成功让袁崇焕更加自负了。

　　“崇焕既解围，志渐骄，与桂不协，请移之他镇，乃召桂还。崇焕以之臣奏留桂，又与不协。”

　　满桂，良将也，忠心耿耿，骁勇善战。袁崇焕不能容此人，又和王之臣争论不休，朝堂之上议论纷纷，须知经抚不和，熊庭弼和王化贞前车之鉴，袁之大局意识确实不强，或者说，他太急切了。

　　因为努尔哈赤的逝世，袁派人与皇太极接触，并私自与后金议和。在后金方面，既然无法突破宁远，不若转攻朝鲜，并且巩固内部。在袁方面，趁机修筑城池，收复失地，两方都是虚情假意。

　　然而议和这种大事，袁崇焕未能请示朝廷，也有违规之嫌，只不过我们已经熟知，袁大将军向来是违规惯了的。不过想想陈新甲的下场，其实请不请示感觉都差不多。

　　“崇焕初议和，中朝不知。及奏报，优旨许之，后以为非计，频旨戒谕。崇焕欲藉是修故疆，持愈力。”

　　从袁崇焕担任辽东巡抚的战略来看，仍然是孙承宗那套步步为营，并且卓有成效，修城之道，功不可没，然而对朝鲜的处理，袁却有不当之处。

　　“会朝鲜及毛文龙同告急，朝命崇焕发兵援，崇焕以水师援文龙，又遣左辅、赵率教、朱梅等九将将精卒九千先后逼三岔河，为牵制之势，而朝鲜已为大清所服，诸将乃还。”

　　后金议和，主要是进犯朝鲜，是为了争取战略优势，袁议和，却只为修城，看不到朝鲜的战略地位，直到朝廷发令，才派兵前往，这是战略上的短视。

　　我们从资料不难发现，辽人守辽土，靠坚城利炮是袁崇焕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在修筑辽东城堡还是维护朝鲜的战略选择上，袁显然是倾向于前者的。虽然，明军是否具备挽救后金侵略朝鲜的实力尚待商榷，小龙认为，那时候的明军若是再来个抗金援朝，估计会被八旗铁骑吃得一干二净。

　　征服了朝鲜后，后金进攻锦州，被击退。此役，袁崇焕因为坚守宁远未出援救，但锦州城修筑是袁之功，真正算起来，只有锦州防御战才是袁的功劳，但当政的魏忠贤却以袁不救锦州之事，责之为“暮气”，袁遂辞职回乡。

　　崇祯元年，魏忠贤被诛戮，群臣推举袁崇焕负责辽东军务，于是这次袁崇焕担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也，被委以重任。

　　崇祯元年七月，袁崇焕入京对答辽东功略，出惊人之言：“方略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崇祯皇帝给予厚望，答道：“复辽，朕不吝封侯赏。”

　　五年平辽，以当时的形势来看，只怕难以实现。虽然袁崇焕没有机会完全施展战略，但按照他自己所说：“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想靠步步为营来推进，得以五年平辽，确有妄言之处，《明史》也有：崇焕顿首谢。帝退少憩，给事中许誉卿叩以五年之略。

　　崇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