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冈京，另寻一处风水好的地方当新首都，以镇压魔物，顺便保国泰民安皇朝万年。

天皇似懂非懂，但见那个姓秦的家伙说得头头是道，便也跟着不住地点头，一副虽然不是很明白但总觉得好厉害的模样。

他主要不太明白什么是风水，虽然这对于桓武朝的日本而言，并非是个新概念。

早在飞鸟时代，风水学说就从中国传入了日本，只不过因为列岛本土的神道教根深蒂固，加上佛教深入人心，所以风水在列岛一直都是非常小众的，传播范围非常有限。即便是奈良时代遣唐使大规模来往于唐日之间的时期，风水学的普及也仅限于中国移民和“知唐派”日本人之间，对于广大的其他日本人来讲，仍是非常陌生的一个词。

不过，作为当时屹立于整个渡来人集团之首的秦氏一族，当然是精于此道的。

他们告诉天皇，根据自己多年来的观察经验，如果真要迁都，那么新首都最好是造在葛野那里。

桓武天皇忙问为什么。

那位秦氏成员则反问道：“陛下，您知道四圣兽吗？”

天皇点点头又摇摇头，表示自己听说过，但并不知道具体。

“四圣兽指的是青龙、朱雀、白虎和玄武，他们分别守护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天皇说这个我懂，从飞鸟时代的时候起，但凡造宫殿，东西南北必定会竖起画有四神兽的旗帜，用于守护。

这是实话，虽然那会儿风水学的概念普及率很低，然而四圣兽在皇亲贵族中却一直被频繁地使用着，除了上述造宫殿插大旗之外，还主要体现在权贵的陵寝里头，比如在据说是天武天皇的某位皇子，或是奈良时代高官的高松冢古坟和龟虎古坟中，就有画着四圣兽的壁画。

只不过，让桓武天皇感到奇怪的是，这四圣兽跟新首都的所在地又有什么关系？首都不管选在哪，旗子不照样都能竖起来吗？

秦家人摇了摇头，表示话不是这么说的：“唐土的风水学博大精深，绝非仅限于插旗壁画那么肤浅，事实上风水这样东西本身就应该要跟自然地理环境相结合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恕臣下直言，先代的那些插旗作画的表面功夫，虽不能说是无用之举，但比起前者终究还是差了一截。”

此言倒也不虚，就好像如今造房子，房间内部的摆设固然也有讲究，但整栋房子到底造在哪里，是靠山还是靠水，是坐北或是朝南，显然更被关注。

天皇虽然觉得秦家人的话说得挺有道理，但仍是不明白为何首都要在葛野：“葛野之地的风水很好吗？”

“是的。”秦某点点头，“之前臣已经说过，四圣兽分别守护四个方向，而与此同时，他们也都有各自的栖息之地。青龙住在川流，朱雀栖于湖沼，白虎位于大道，玄武则在山陵。葛野那个地方，青龙位上有鸭川，朱雀位上是巨椋池，西面的白虎位是山阴道，北面有船冈山，四方正好完全对应，从风水上来讲，堪称完美，所以我们秦氏一族都认为，那里才是新都城的不二之选。”

不等天皇说什么，他又接着补了一句：“如果定都葛野，不仅能镇住肆虐的魔物，也能保皇家万年。”

其实秦家人说的这个概念我们至今都还在用，一般而言你家房子若是恰巧东南两面有水，北面有山，西面是大道，那么在找人看风水的时候定然会被赞不绝口，有点本事的风水先生还能顺口吟出一首诗：“朱玄龙虎四神全，男人富贵女人贤。官禄不求而自至，后代儿孙福远年。”

就这样，葛野成为了新首都，并被起了一个吉祥的名字——平安京，也就是后来的京都。

当然，本着唯物主义科学历史观的态度，我们显然不能把定都平安一千年不动摇这事儿的原因仅仅归于单纯的风水好，事实上的确也不只是因为风水，还有其他各种原因，比如日本特殊的国情之类。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日本这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很多事关国体政体的大事，或多或少地总会被烙上些许中华的印记。

延历十六年（公元797年），也就是迁都平安京后的第三年，桓武天皇下圣旨，说要征讨虾夷。

虾夷就是北海道，最开始叫毛人。

北海道这个地方，在当时的日本属于外围势力，就是名义上确系皇家领土，但时不时地就会因为各种原因而滑出版图。每当发生这种情况时，如果朝廷各方面条件都允许的话，便会派人前去征讨，而要是那几年日子过得比较困难，那也只能睁眼闭眼随它去了。

桓武朝的生活似乎比较滋润，所以天皇一直在打北海道的主意，从迁都平安之前就是如此，迁都之后因为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挺国泰民安的，于是便更加肆无忌惮地动起了刀兵。

只不过这一回情况有点特殊，虾夷之地的首领阿弓为流，是个相当不好对付的狠角色。

此人从延历八年（公元789年）开始就竖大旗造反，七八年来不仅数次打退前来围剿的官兵，甚至还把势力从北海道扩张到了本州岛的东北部，故而天皇在出兵之余，也不得不思量一下这领兵大将究竟该让谁来担任。

其实这事儿本来并不新鲜，虾夷隔三岔五造反，朝廷例行公事地去剿，然后胜败乃兵家常事地有输有赢，如果这也算事儿的话，那我们这本书干脆叫“日本上下两千年”得了。

事实上之所以要把单单这一回拿出来说，主要原因有二：第一，为了本次征讨虾夷能顺利进行，天皇特地设立了一个官位，叫征夷大将军；第二，任征夷大将军的那人，叫坂上田村麻吕。

征夷大将军一职，在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