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谈论的是回扣和斤两，这会让还忠于大清的遗老遗少们作何感想？

皇室的神秘感和威严是其存在的最后屏障，此举无异于自拆藩篱。

纵使内务府管理混乱，当皇室获取采购定价之权后定然会产生新的腐败温床。

内务府再腐败，也是一套有章程、有记录的体系。

直接采购看似简单，实则更易滋生混乱。

皇帝年幼、皇太后又病痛缠身。就该派哪位太监、哪位亲王去谈？他们的清廉度就一定能保证吗？

这很可能只是将腐败从内务府转移到了皇帝身边的近臣、太监身上，形成更难以监管的“影子内务府”，且因为缺乏程序，纠纷和问题会更多。

虽说，皇帝之意，采购之权由醇亲王与内务府大臣共办！这不过是权宜之计，如何能够持久？

皇室相当于自废武功，瓦解自己的核心支柱。

此举会彻底寒了那些尚且忠于职守的内务府官员的心。

马佳绍英苦心维持的、这个作为“大清”最后象征的行政机构将名存实亡。

当皇室不再需要他们时，他们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这个维系着“小朝廷”运转的团队将分崩离析。

经过良久的深思熟虑，马佳绍英终于做出决定。他忠于皇帝，希望保存大清基业，正因如此，他必须阻止这个看似精明实则危险的计划。

马佳绍英此时想寻醇亲王对此事商议一二，由醇亲王规劝皇帝，人却远在天津处理皇室要务！

终于展开纸张提笔，打算写下奏折，明日面见皇太后，向其呈情。

马佳绍英断言皇帝此举，皇太后定然是不知情，只能赌一把，让太后娘娘断绝皇帝此次想法。

“皇太后，奴才深知宫内用度艰难，更痛恨蠹虫贪墨，耗我皇家元气。皇上欲亲掌采买，乃是一片恤下俭德之心，奴才感佩万分！”

“然，奴才冒死进言，此事关乎国体，牵一发而动全身。袁……民国政府所设核查机构，名义上为便利拨款，实则为监控我等之耳目。我等今日若行‘私下商谈’、‘抽成返利’之事，虽得一时之小利，却无异于授人以柄。彼等正可借此大做文章，诬我皇室藏污纳垢，进而削减岁费，甚至动摇《优待条件》之根本。此绝非省钱，实乃招祸之源也！”

“再者，天家尊贵，岂可与商贾之流纠缠于锱铢必较？此非但于天威有损，更令天下忠臣遗老心寒。内务府积弊，奴才必当以雷霆手段，持续整顿，严查账目，务使每一分钱皆用于正道，透明可查，以堵他人之口。若皇上另辟蹊径，则奴才整顿之举前功尽弃，机构涣散，届时内外管理失衡，恐生更大乱局。”

“奴才以为，当下之策，唯有‘恪守规矩，谨言慎行’八字。对于核查机构，我等反而应示之以坦荡，账目清晰，用途分明，让其无隙可乘。同时，于内务府中，奴才将立下更严苛的规矩，引入竞争，公开比价，并请王爷派心腹之人随时稽核。如此，既能节流，又可保大局无虞。望皇上三思，为大清之延续，行万全之策啊！”

在马佳绍英看来，皇室的这个提议是典型的“短视”行为。它用极高的政治风险和皇权尊严的永久损耗，去换取有限的、且不确定的经济利益和控制权。

对于一个将“延续大清基业”视为最高目标的老臣而言，这是一个绝对不能踏入的陷阱。

马佳绍英宁愿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进行一场艰难而缓慢的、与内务府百年积弊和袁世凯外部压力的双重斗争，也不愿看到皇室因一时的“小聪明”而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当马佳绍英将晾干的奏折放入锦匣，养心殿首领太监，小李公公却悄然而至。

总管大人，奴才这厢有礼了！

当谕旨最终下达，马佳绍英心中最后一丝侥幸也消失了。他感到一种无力回天的悲凉，但更多的是沉甸甸的责任。

既然无法阻止，那么他的全部心思就转向了如何 “戴着镣铐跳舞” ，在这个充满风险的新规则下，为皇室谋求最大的安全和实质利益。

马佳绍英在小李公公的透露下，得知皇上此举采购定价权早已和醇亲王私下书信沟通过了。

醇亲王本是强烈反对皇上此种想法，然醇亲王在天津处理皇室产业，随着各项贪污事件的披露，也转变了态度。

马佳绍英沉思后，基于现实情形下心态也发生了转变。

从“谏阻者”变为“执行者与减损者”。

马佳绍英的目标不再是讨论该不该做，而是如何把它做“好”——这个“好”并非指省钱效率，而是指政治上的安全、程序上的可控，以及结果上的可交代。

他深知独自无法对抗皇帝的决定，也无法承担全部责任。因此，他必须将醇亲王载沣和皇太后这两位核心决策者深度绑定到这个流程中，形成“共同决策、共同负责”的局面。

马佳绍英要为自己和内务府搭建一道护城墙。一旦出事，不能只有内务府，尤其是他马佳绍英一个人成为替罪羊。

马佳绍英主动草拟一份《皇室采购特别章程》，明确规定：任何采购，必须由内务府先行调研市场，提供至少三家商户的比价清单及背景资料（他仍能控制信息源）；然后内务府总管大臣与醇亲王共同召见商人，谈判过程必须有第三名书记官详细记录谈话要点；最终形成的“议价结果”，必须形成正式文书，由内务府大臣、醇亲王共同签字，再呈送皇太后“钤印御准”。

将原本皇帝设想的“私下商议”强行纳入一个半正式的、有文档记录的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