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南号”舰艉两侧，四具鱼雷发射管依次喷出高压气体，四枚修长的、头部装着触发引信的鱼雷，如同离弦之箭，跃入水中，拖着清晰可见的白色气泡航迹，以惊人的速度射向各自的目标。“轰隆！轰隆！” 接连两声巨响，两枚鱼雷几乎同时命中了落在最后的一艘侦察舰的舰尾，巨大的爆炸直接将它的舵叶、螺旋桨连同部分船体炸飞，这艘船立刻失去了控制，在原地打转。几乎同时，另一枚鱼雷精准地命中了另一艘侦察舰的侧舷中部，薄弱的装甲根本无法抵挡鱼雷战斗部的巨大威力，破口处火光一闪，显然是引发了锅炉爆炸，这艘船迅速倾覆，沉入江底。只有最后一艘侦察舰，凭借着一点运气和相对靠前的位置，侥幸躲过了鱼雷的攻击，头也不回地向着下游、南海的方向亡命疾驰而去，很快便消失在雾气与水汽之中。

战斗在短短一刻钟内便宣告结束，江面上漂浮着欧罗巴船只的残骸、木桶以及一些仍在挣扎呼救的落水船员。赵忠下令，派出小艇，打捞这些俘虏，最终共救起并俘获欧罗巴水手二十余人。在“滇南号”的军官舱内，赵忠亲自审讯了被俘的杜邦上尉。杜邦起初还试图保持沉默，摆出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直到赵忠命人将其身上搜出的一份防水油布包裹的、绘制精细的地图摊开在他面前——那地图之上，清晰标注着湄公河沿线各大部落的分布、势力范围、对大明与暹罗的态度，以及航道中几处极为隐秘的暗礁和浅滩位置，其详尽程度，令人心惊。

“说！这些关乎我联盟防务与航道安全的机密情报，是何人提供给你们的？你们欧罗巴在南洋一带，究竟还部署了多少兵力舰船？有何图谋？” 赵忠拍案而起，声色俱厉地逼问。杜邦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心理防线开始松动，加之赵忠下令动用了些许符合这个时代规则的刑讯手段，这位养尊处优的法兰西上尉终于崩溃，涕泪横流地交代了他所知道的情况：“是……是那些往来经商、心怀不满的葡萄牙和荷兰商人……还有少数被你们驱逐的传教士……他们提供了部分情报……我们……我们在澳大利亚的悉尼港，建立了一个新的南洋前进基地……目前在那里集结了……大约十艘驱逐舰和三艘大型运输船……还……还计划从南洋招揽雇佣兵……意图……意图从海上逆流而上，寻找合适地点登陆，进攻……进攻云南的景洪、思茅等港口城市，以牵制你们在南海的主力……”

听闻此言，赵忠的脸色瞬间变得无比凝重，仿佛笼罩上了一层寒霜。他立刻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远超一次简单的航道冲突。他不敢有丝毫耽搁，立即命随舰的电报员，将此紧急军情，连同审讯所得细节，通过那套连接各省、尚不完善但已能传递关键信息的电报网络，以最高优先级发往京城兵部衙门，并同时急报广州的水师提督张睿。另一方面，他迅速与那莱进行紧急磋议，决定立刻加强航线防御。双方议定，在澜沧江-湄公河这条漫长航线的几个最关键节点，先行设立五座永久性的联防哨所。每座哨所常驻五百名联盟军士兵（其中大明精锐两百，暹罗勇士三百），装备数挺马克沁重机枪（或类似水平的连发武器）和两门四十斤速射炮，形成强有力的岸防火力点。同时，在航道几处最为狭窄、易于封锁的咽喉要道，秘密设置水下暗桩和系留触发式水雷，构成隐蔽的水下屏障。

“然，被动防御终非长久之计，最好的防御永远是主动出击与有效威慑。” 赵忠站在“滇南号”的甲板上，望着滔滔江水，对随行的几位造船大匠说道，“现有的‘滇南级’驱逐舰虽火力强大，但在某些极浅的支流或复杂狭窄水域，仍显庞大，机动不便。我们必须研发一种更轻便、更快速、吃水更浅的内河专用突击艇，要像水蚊子一样灵活，却能给予敌人致命一击！重点在于搭载轻型鱼雷或大型炸药包，速度要快，转向要灵，能在大型舰只难以进入的浅滩、芦苇荡中灵活作战！”

工匠领班们领命后，立刻返回景洪造船工坊，召集骨干力量，投入紧张的研究与试制工作。他们以“滇南号”的鱼雷发射系统为蓝本，进行小型化、轻量化改造，同时参考了暹罗快船的一些设计优点。半个月后，首艘“蚊”级内河鱼雷突击艇试制成功。此艇长约十丈，宽仅一丈五尺，吃水极浅，只有三尺左右，采用两台小型高压蒸汽机驱动双螺旋桨（借鉴了北疆俘获沙俄破冰船的部分设计理念），航速比“滇南级”驱逐舰快了近五成，机动性极佳。它可以搭载两枚轻型鱼雷或相当于鱼雷战斗部当量的炸药包，艇首还架设了一挺轻便的蒸汽机枪（或早期型号的马克沁），成员仅需八人。试航表现令人满意，赵忠当即下令，集中资源，优先量产二十艘此型鱼雷艇，尽快配属到各前沿哨所及机动巡逻队中。

自此，在绵长的湄公河航线上，不仅有了“滇南号”这样威风凛凛的驱逐舰定期巡弋，更多了一批如同水中猎豹般敏捷致命的“蚊”级鱼雷艇穿梭往来。大明与暹罗联盟的旗帜，在河道上空高高飘扬，宣示着对此条战略水道的控制权。沿岸部落见此强军，归附者日众。然而，站在景洪港的码头上，眺望着南方那水天相接之处，赵忠的心中却没有丝毫轻松。他深知，悉尼港那个新兴的欧罗巴基地，就如同一个不断滋生的毒瘤，那十艘驱逐舰和三艘运兵船，随时可能化身为夺命的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