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有人上疏要求“尽逐澳门葡夷，毁其教堂，焚其异物”。

三支西洋使团也在暗中观察、打听、并相互提防。葡萄牙人想凭借“最早来华”和澳门的既成事实，争取最优惠条件，并离间大陈与荷兰的关系。

荷兰人则想打破葡萄牙的垄断，获取平等贸易权，并试探大陈对南洋的底线。

耶稣会士们则周旋于各方，试图充当调解人，并推销其“学术传教”路线。

一时间，北京城内暗流汹涌。会同馆西洋馆内，各国语言低声交谈；礼部衙门，关于礼仪程式的争论彻夜不休；乾清宫暖阁，陈远与心腹重臣的密议也频频进行。

如何对待这些跨海而来的“西洋夷狄”，不仅关乎“天朝体面”，更关乎帝国的长远战略、经济利益、文化安全与技术发展。

一场看不见硝烟的外交与思想较量，在紫禁城的红墙内外，悄然拉开了序幕。

而这场较量的核心，很快便聚焦于一个看似形式、实则至关重要的问题——朝觐礼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