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有议会，虽君主任之，然其议决之事，君主亦需尊重，谓之 ‘ 宪政’。

我朝议院，虽有咨议之权，然终究出自上裁。

若能……”

他的话没有说完，但意思已到。

孙传庭 在致老友的信中，也隐晦地提到：“今上圣明，能纳众议。

然后世子孙，未必皆能如此。

若议院之权，能着为 成例，载入 《 会典》， 使 君 相 皆 有 所 遵 循，或 可 少 篡 弑 之 祸，保 政 局 之 稳。”

这几乎是提出了“君主立宪”的雏形概念，虽然极其微弱。

当然，这些议论仅限于最隐秘的私人交流，绝不敢公开宣扬。

皇帝陈远对此亦有所察觉，他既欣慰于议院发挥了制衡与协商作用，避免了决策的过于专断，也警惕着其对皇权构成的潜在约束。

他采取了一种模糊而灵活的态度：一方面，继续尊重并利用议院作为咨询和监督机构，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主动征求其意见，以示“君臣共治”；另一方面，牢牢掌握着最终决定权、高级官员任免权 和军队绝对控制权，并通过文渊阁、都察院、锦衣卫 等机构，保持对朝局和议院的监控与平衡。

限制君权议，初露宪政光。

“贵族议院”的实践，不经意间在绝对君主制的坚冰上，凿开了一道细微的裂缝。

一丝“协商政治”、“权力制衡”的微光，透过这道裂缝，照射进来。

这光芒虽然微弱，且随时可能被皇权的热量重新弥合，但它毕竟出现了。

它为这个古老帝国的政治演化，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未来的历史走向，将取决于皇权的智慧、议院的成熟、以及各种社会力量的博弈。

在“启明盛世”的耀眼阳光下，一场关于权力分配与制衡的、静默而深刻的变革，正在帝国政治架构的最深处，缓慢而坚定地孕育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