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将《宪纲》文本秘密抄送各位起草核心成员及少数致仕元老，征询最后意见。

同时，安排徐光启 在《格致汇编》上发表系列文章，以“论古今治国根本之道”为名，阐释“明定宪章，永固邦本”的重要性，进行舆论预热。

最终，在启明二十二年冬至日，祭天大典之后，陈远于天坛圜丘之前，在文武百官、宗室贵族、外国使节观礼下，举行了庄重的“宪纲告天”仪式。

他亲自宣读《颁布〈大陈宪纲〉诏书》，声称此乃“上应天命，下顺民心，中和古今，外鉴西法，为我大陈立万世不易之基”。

随后，将镌刻有《宪纲》全文的玉版 供奉于太庙，并诏令将《宪纲》刊印成册，颁发全国各州县学宫、官署，命官员学习，士子诵习，并“晓谕百姓，咸使闻知”。

宪法初订立，万世开太平。

《大陈宪纲》的诞生，是帝国政治史上划时代的事件。

它首次尝试以成文根本法的形式，对国家的根本制度、权力架构、运行规则进行系统性规定，尽管其核心仍是维护皇权，且充满了妥协与模糊之处，但它毕竟引入了“限权”、“程序”、“法治”等现代政治理念的微弱萌芽，并将“贵族议院”这一新兴政治力量的地位予以正式确认。

它为“启明”体制向一个更具稳定性、可预期性的方向演进，提供了最初的法律框架。然而，这部“宪纲”能在多大程度上被真正遵守，其预留的弹性空间会被如何利用，是成为一纸空文，还是能真正约束后世君主与权贵，一切都将取决于未来的政治实践与力量博弈。

而“宪纲”中关于“君臣共治”的模糊表述，与皇帝“最终裁断”的但书之间的张力，恰恰为下一步更具体的制度设计——“君主立宪雏形” 的探讨，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