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内地商人入藏贸易，带来新的经济因素，冲击旧有经济关系。

同时，在拉萨等地设立“义仓”、“施诊所”，由朝廷和内地捐助，直接救济贫苦藏民，争取底层人心。

4. 经济与文化渗透：修筑川藏、青藏 官道，改善交通。

鼓励汉藏贸易，在打箭炉（康定）、拉萨 设立官办茶马司，规范贸易。

在北京、成都等地设立“藏文馆”，培养通晓藏语文的官员。

允许内地僧人到西藏三大寺学经，也邀请西藏高僧到内地讲学，加强宗教文化交流。

新疆建行省，西藏改土归。

朝廷根据新疆与西藏不同的历史、民族、宗教、社会状况，采取了差异化的边疆治理策略。

在新疆，以建立行省实现直接统治；在西藏，则以强化驻藏大臣权力、渐进改革旧制为主。

两者目标一致：加强中央对边疆的控制，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并为其长远发展创造条件。

新疆建省的成功，为处理其他边疆问题提供了“激进改革”的样本；而西藏的渐进模式，则体现了“因俗而治”的灵活性。

接下来，朝廷需要将“西藏模式”中的关键角色——驻藏大臣 制度化、权威化，并处理好与西藏治理密切相关的另一个广袤区域——蒙古的诸部王公关系，形成一套完整的、覆盖整个北部与西部边疆的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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