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文殊院附近的“蚕市街”，虽已无昔日蚕市盛况，却仍保留着以丝绸纹样为装饰的老建筑，诉说着市井与丝绸的千年羁绊。

二、蜀绣针尖上的艺术王国

（一）锦官城里的绣娘传奇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杜甫笔下的锦官城，正是蜀绣的发源地。在青羊宫附近的老街巷里，至今还保留着许多绣坊。推开斑驳的木门，便能看见绣娘端坐绣架前，银针在指间上下翻飞，丝线在绸缎上开出花朵。

蜀绣的历史可追溯至战国时期，在成都商业街出土的战国船棺中，发现了精美的刺绣残片，其针法之细腻令人惊叹。到了汉代，蜀绣已成为朝廷贡品，“齐纨鲁缟不如蜀锦”的美誉传遍中原。唐宋时期，蜀绣迎来鼎盛，成都出现了“绣楼”“绣巷”，绣坊林立，绣娘如云。

在蜀绣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幅清代的《芙蓉鲤鱼图》。九条鲤鱼在芙蓉花丛中游弋，鳞片用“晕针”绣出明暗变化，鱼尾则以“散套针”勾勒灵动姿态，远看竟似鱼儿要跃出绸缎。这幅作品的创作者是清末绣娘肖福兴，她七岁习绣，一生未嫁，将全部心血都倾注在针尖之上。而在现代，随着蜀蚕养殖规模的扩大，蜀绣的发展也迎来了新的契机，更多的绣娘投入到蜀绣创作中，传承和发扬这门古老的技艺。

丝绸不仅是物质载体，更承载着巴蜀文人的精神世界。唐代诗人王建在《织锦曲》中写道“织锦机边莺语频，停梭垂泪忆征人”，将蜀锦与离情别绪交织；宋代陆游途经南充时，以“南充亭榭倚江开，玄饼青菰次第来”描绘丝绸之路上的市井繁华。在艺术领域，乐山崖墓出土的汉代桑蚕画像砖，线条简练生动，记录了两千年前的采桑场景；成都杜甫草堂的园林设计中，桑竹环绕，暗含“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理想。这些文学与艺术作品，让丝绸超越了实用价值，成为情感与思想的永恒寄托。

（二）七十二种针法的艺术密码

蜀绣有“针脚整齐、线片光亮、紧密柔和、车拧到家”的四大特色，其七十二种针法更是独步天下。“晕针”能绣出花瓣的渐变色彩，“滚针”勾勒的线条比发丝还细，“乱针”则营造出山水的氤氲意境。

在蜀绣大师孟德芝的工作室，常常能看到学徒们练习基本功。她们要先在纸上练习“平针”，让针脚像尺子量过般整齐；再用素缎练习“掺针”，将不同颜色的丝线自然过渡，如同水墨画的晕染。最考验功力的是“双面异色绣”，一面绣出红梅傲雪，另一面呈现白莲映日，翻转绣品，针法严丝合缝，令人叹为观止。

随着蜀蚕养殖数量突破三千只，优质蚕丝供应充足，绣娘在选材上更加讲究。她们会将丝线劈成极细的丝缕，最细可达头发丝的四十分之一。在绣制熊猫时，用深浅不同的灰白丝线，通过“虚实针”表现出绒毛的质感；绣芙蓉花则运用“接针”“盖针”，让花瓣既有立体感，又不失柔美。丰富的蚕丝资源，让蜀绣在色彩和质感上都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丝绸之路上的蜀地风华

（一）南方丝路的蜀地风华

在成都老官山汉墓中，出土了四台汉代提花织机模型，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提花机实物。蜀地的织锦技艺由此可见一斑。从成都出发，经云南、缅甸，直达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上，蜀锦是最耀眼的商品。当蜀蚕养殖规模扩大，丝绸产量大增，蜀锦的贸易也愈发繁荣。在阿富汗的考古遗址中，曾发现带有蜀地纹样的丝绸残片；在中亚的壁画上，也能看到穿着蜀锦服饰的贵族形象。这些跨越千山万水的丝绸，不仅是商品，更是文化的使者。蜀锦的“雨丝锦”以经线显花，如同细雨飘落；“方方锦”则用几何图案组成方块，充满现代美感。大量的蜀锦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运往世界各地，让蜀地的丝绸文化在异域绽放光彩。

南充在南方丝绸之路上占据重要地位，有学者认为南充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东支线起点。早在夏禹之时，嘉陵江流域南充地区（梁州）就以“织皮”作为朝贡之物。周武王时期，巴人栽桑养蚕，以织物为贡，展现出高超丝织技术。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见到的“蜀布”，有观点认为就是南充安汉等地所产的“黄润细布”。印度古籍记载公元前四世纪印度孔雀王朝时期有“产自支那成捆的丝”，南充正是商贸路线重要节点。

广安武胜的丝绸产品也随着南方丝绸之路走向远方，成为连接巴蜀与外界的重要商品。阆中的“巴锦”“纱縠”等精美丝绸制品，沿着丝绸之路传播，成为古代巴蜀地区丝绸贸易的重要代表。绵阳盐亭、乐至等地的丝绸产业也在不断发展，其丝绸产品逐渐在丝绸贸易中崭露头角，为巴蜀丝绸文化的传播贡献力量。

在成都锦江之畔，流传着“锦江濯锦”的传说。三国时期织锦匠人发现江水能让蜀锦色泽更鲜亮，遂称其“锦江”。《益州记》载“锦工织锦，濯于江水，其色益鲜”，民间传说锦江中有“锦鱼”，鱼鳞能反射七彩光芒，织锦时若以江水漂洗，锦鱼的灵光便会渗入丝线。如今成都蜀江锦院复原的古法濯锦场景中，匠人仍会用竹篮盛着织好的蜀锦，在模拟的锦江水流中漂洗，阳光下水雾与锦缎交映，恰似传说中“锦鱼戏水”的奇观。而锦江边的望江楼公园内，清代才女薛涛曾用锦江水洗笺造纸，其“薛涛笺”上的云纹图案，据说正是受蜀锦纹样启发。

巴蜀丝绸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