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来福报；黑色的笔迹则代表着恶行，会给人带来灾祸。这种直观的表现方式，将道教“善恶有报”的理念具象化，让每一个前来朝拜的人都能深刻感受到。判官的眼神锐利如鹰，仿佛能看穿人的内心，让人不由自主地反思自己的行为。

此外，城隍庙中还有许多道教神仙的陪祀神像，如文昌帝君、关圣帝君等。文昌帝君主管文运，神像手持毛笔和书卷，象征着对文化知识的重视，这与道教倡导的“学道修身”理念相契合。关圣帝君则以忠义闻名，神像手持青龙偃月刀，威风凛凛，代表着道教所推崇的“忠义仁勇”的品德。这些神像与城隍爷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道教神系体系，让人们在朝拜的过程中，能够全面地了解道教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

五、庙会活动中的道教元素

巴蜀城隍庙的庙会活动，是道教文化与民间生活相互融合的重要载体，在这些热闹非凡的活动中，处处都能看到道教元素的身影，它们以独特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庙会期间，道教的法事活动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道士们身着整齐的道服，按照严格的科仪流程进行祈福、消灾、超度等法事。他们手持法器，如铃铛、令牌等，口中吟诵着道教经文，声音悠扬而庄重。法事现场香烟缭绕，气氛神圣而肃穆，吸引了众多百姓前来观礼祈福。这些法事活动不仅是道教信仰的体现，更是百姓们表达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一种方式，他们相信通过这些法事，能够获得神灵的庇佑，消除灾祸，迎来好运。

在庙会的摊位上，常常能看到一些与道教相关的物品出售。如符咒、香囊、八卦镜等，这些物品被认为具有辟邪、祈福的作用。符咒上画着神秘的符号，据说经过道士的开光加持后，能够发挥出强大的神力；香囊里装有各种香料和中药材，散发着淡淡的香气，不仅能提神醒脑，还能驱邪避秽；八卦镜则被挂在门口，据说可以反射煞气，保护家宅平安。这些物品深受百姓的喜爱，成为了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让道教文化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融入了民间生活。

庙会中的文艺表演也融入了大量的道教元素。除了前面提到的川剧演绎道教劝善故事外，还有一些民间舞蹈也与道教有关。如“踩高跷”表演中，表演者扮演成道教神仙的模样，如吕洞宾、何仙姑等，他们的动作轻盈而飘逸，仿佛在云端漫步，展现出道教追求的逍遥自在的境界。还有“舞龙舞狮”表演，龙和狮在道教中都是吉祥的象征，舞龙舞狮能够驱邪纳福，带来吉祥如意。

六、典籍文献中的城隍与道教

在众多的道教典籍文献中，城隍与道教的关系得到了明确而详细的阐述，这些文献为我们了解城隍信仰与道教的融合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太上老君说城隍感应消灾集福妙经》是专门论述城隍的道教经典，这部经文详细介绍了城隍的职责、神力以及与道教神系的关系。经文中称城隍“公忠正直，有求必应”，能够“护国保民，消灾弭难”，明确了城隍在道教神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经文还强调了人们要敬畏城隍，多行善事，才能获得城隍的庇佑，这与道教的“承负”思想一脉相承。

此外，在《道门科范大全集》等道教科仪文献中，也有大量关于城隍祭祀的内容。这些文献详细规定了祭祀城隍的仪式流程、祭品准备、咒语经文等，使城隍祭祀成为了道教科仪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些规范的祭祀仪式，道教进一步强化了对城隍信仰的掌控和引导，使城隍信仰更加符合道教的教义和理念。

一些地方志和文人笔记中，也记载了许多关于城隍与道教的故事和传说。这些故事和传说虽然不是正式的道教典籍，但它们在民间广泛流传，进一步丰富了城隍信仰的内涵，也让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城隍与道教的密切关系。如《蜀语》中就记载了一则城隍显灵的故事，说城隍爷在梦中向道士示警，告知某地将发生灾祸，道士及时转告百姓，使百姓们得以提前躲避，避免了一场灾难。这个故事不仅体现了城隍的神力，也展现了道士在沟通人神之间的桥梁作用，凸显了城隍与道教的紧密联系。

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道教将巴蜀各地五花八门的城隍传说，整合成统一的信仰体系，就像一位技艺精湛的织锦艺人，把散落的丝线编织成绚丽的锦绣。成都城隍文翁的故事便是典型例证。文翁本是西汉时期蜀地着名的教育家，因兴学重教、造福一方而被百姓传颂。道教传入后，巧妙地将这位历史名人的事迹与城隍信仰结合，逐步将其从地方贤达升格为掌管一方阴司的天庭命官。这一转变并非简单的神化，而是通过《城隍感应录》等典籍的记载，赋予其“生前惠民、死后佑民”的神圣逻辑，既保留了民间对先贤的敬仰，又为信仰披上了正统的宗教外衣。从此，文翁城隍的传说走出蜀地，随着移民的脚步传遍西南，甚至在江南的城隍庙中也能见到其供奉的牌位，成为华夏城隍信仰体系中“以贤为神”的典范。

道教为城隍信仰提供的不仅是神格升级的路径，更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框架与仪式规范。《道门科范》中详细记载了城隍祭祀的仪轨：从“设坛安位”时需按八卦方位摆放香炉烛台，到“通神启请”时必须吟诵的《城隍宝诰》；从“献供”需用三牲五谷对应天地人三才，到“送神”时要焚烧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