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嗒”地敲在桌面，那声音清脆，牌友们都知道，这是他要和牌的信号。赵老板以前开布庄，如今布庄交给儿子打理，每天雷打不动来茶馆打牌，说“牌桌如人生，输赢都得认”。他的牌打得稳，出牌前总要捻着胡须想半分钟，牌背面的花纹都被摸得发亮。

对面的刘婆婆戴着老花镜，镜片厚得像啤酒瓶底，把眼睛放大了一倍。她把“幺鸡”捏在手里转来转去，指甲盖上还留着年轻时染的凤仙花红，如今淡得像晚霞。忽然眼睛一亮，“杠上开花！”，声音响亮得惊飞了檐下的麻雀，麻雀扑棱棱地掠过屋顶，把几片瓦上的青苔都震掉了。刘婆婆年轻时是镇上的绣花能手，如今手抖得绣不了花，却能把牌摸得清清楚楚，她说“牌上的纹路，比绣绷上的花样还好认”。她赢了钱从不揣兜里，总用帕子包着，帕子是的确良的，印着“上海”字样，是她女儿从城里寄来的，她说“包钱辟邪”。

输了钱的年轻人懊恼地抓抓头发，他是镇上快递点的新员工，刚来三个月，总爱凑上牌局学“规矩”。他出牌急，常常没看清就扔出去，惹得刘婆婆总念叨“慢点打，牌会疼的”。他的手机放在桌角，屏幕亮着，是刚收到的短信，却顾不上看，眼睛死死盯着牌堆，额头上渗着汗，把刘海都浸湿了。赢了钱的老人笑眯眯地把铜钱装进蓝布帕子，帕子上绣的牡丹被磨得发亮，线脚都快看不清了，却依旧能看出针脚的细密。老人说这帕子是他媳妇的嫁妆，“她走得早，留着帕子，像她还在身边看我打牌”。

牌桌旁总围着看客，三层外三层，像朵盛开的菊花。最前面是抱孙子的张奶奶，孙子刚会坐，穿着开裆裤，小手在牌桌上乱抓，抓到张“红中”就往嘴里塞，张奶奶赶紧抢过来，在他屁股上轻拍一下，“这是财神爷，不能吃”，逗得围观的人哈哈大笑。有背着书包的学生，放了学不回家，背着沉甸甸的书包蹲在地上，眼睛瞪得溜圆，盯着赵老板的出牌路数，悄悄记在课本的空白处，说要学“牌桌上的兵法”，书包上的卡通贴纸被磨得只剩个轮廓，却依旧贴得牢牢的。

跑堂的幺妹儿端茶过来，总会笑着插句嘴：“刘婆婆今天手气好，晚上该请大家吃凉糕哟”。刘婆婆便佯装生气，用牌敲敲桌面，“你个小丫头片子，就知道吃”，眼睛里却满是笑意。她赢了钱，总会让幺妹儿去隔壁买两斤凉糕，红糖浇得足足的，给牌友和看客分着吃，凉糕滑溜溜的，甜丝丝的，混着茶香咽下去，暑气就消了大半。牌桌上的人便跟着起哄，说“刘婆婆明天该带块红布，给牌桌披红”，笑声把竹帘都震得晃了晃，惊得竹帘上的灰尘簌簌往下掉，落在看客的头发上，像撒了把碎银。

墙角的老座钟慢悠悠地走，钟摆的“滴答”声里，藏着多少输赢都不在乎的悠闲。座钟是德国造的，是老张师傅的爷爷年轻时在重庆洋行买的，钟面上的罗马数字掉了两个，却依旧走得准，误差不超过五分钟。每到整点，钟就“当”地响一声，声音闷闷的，像位老人在咳嗽。响的时候，牌桌上的人会不约而同地停手，看一眼钟，说“该添水了”“该抽烟了”，仿佛这钟声是生活的暂停键，提醒大家别急着往前赶。有次钟停了，全镇的老人都来看热闹，说“这钟陪了李家四代人，可不能坏”，最后是周先生找出问题——钟摆的线断了，他用自己缝药包的棉线接好，钟又“滴答”走起来，大家才松了口气，像挽救了件稀世珍宝。

牌局间隙，总有人讲些镇上的新鲜事。赵老板说儿子在布庄进了新花布，“上面印着小汽车，年轻人都爱买”；李大叔说后山的笋子冒尖了，“明天带把锄头来，打完牌去挖”；张奶奶则念叨着孙女的婚事，“隔壁村的后生不错，会修拖拉机”。这些家长里短像茶叶一样，在牌局的热水里慢慢舒展，泡出生活的滋味。有次讲起三十年前的洪水，赵老板放下牌，指着墙上的水渍说“那年水就涨到这儿，茶馆里能划船”，大家便跟着回忆，说谁谁谁救了谁家的孩子，谁谁谁把粮食分给了邻居，说着说着，牌也忘了打，眼眶都红了，最后陈大爷叹口气，“还是现在日子好，茶能喝到凉”。

傍晚牌局散场时，输钱的人会说“明天再战，非赢回来不可”，赢钱的人会买包烟分给大家，说“运气好，不算数”。没人会为输赢红脸，就像老张师傅说的“牌桌是戏台，输赢是过场，大家聚在一起才是真”。收拾牌时，总能在桌缝里找到几枚硬币，是被牌压着的，幺妹儿会把它们捡起来，放进一个玻璃罐里，说是“攒着给茶馆换块新竹帘”，如今罐子里的硬币已经快满了，竹帘却依旧用着旧的，她说“旧的有味道，挡太阳也顺手”。

茶渍里的岁月

傍晚的茶馆渐渐安静，夕阳从窗棂斜照进来，在桌面上投下长长的光影，像根被拉长的麦芽糖，黏糊糊地缠着流逝的时光。穿长衫的老秀才捧着紫砂壶，对着泛黄的线装书念念有词，他今年八十二岁，是镇上唯一见过私塾先生的人。紫砂壶是民国年间的老物件，壶盖缺了个小口，是十年前被调皮的孩子打碎的，他用铜丝细细箍着，铜丝被摩挲得发亮，和紫砂的暗红色相映，倒像是特意做的装饰。他总说：“物件和人一样，缺个角才真实，圆满了倒像假的。”

茶水顺着壶嘴慢慢渗出来，滴在摊开的《论语》上，晕开一小片褐色的云。书页脆得像饼干，边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