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这杯酒，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访问期间，他特意去看望山区的佤族群众，盘腿坐在竹楼里喝竹筒酒，跟老乡们一起唱山歌。离开时，佤族头人送他一把长刀，他回赠了一支半自动步枪：“这刀能防身，这枪能打豺狼，咱们一起守着好日子。”

1964年，中法建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法国方面担心中国会干涉其内政，陈毅在谈判桌上拍了胸脯：“中国从不干涉别国内政，就像我们不允许别人干涉中国一样。中法建交，是朋友之间的事，不是上下级的事。”当协议签订的消息传来，他兴奋地对工作人员说：“这是咱们打破美国封锁的一大步，今晚加个菜，喝杯茅台！”

在日内瓦会议上，有西方国家代表嘲讽中国“贫穷落后”，陈毅当场回击：“中国是穷，但穷得有骨气！我们不靠侵略别人发财，不像某些国家，手里拿着枪，嘴里喊着和平。”他的话掷地有声，让在场的人都竖起了耳朵。会议间隙，他还跟英国外交大臣聊起了莎士比亚，跟法国代表探讨雨果的诗歌，有人说：“陈外长不像个外交官，倒像个大学教授。”

陈毅常说：“外交无小事，但也不能事事胆小。”有次美国记者故意刁难：“中国为什么要发展核武器？”他哈哈大笑：“你家有菜刀，难道是为了杀人？我们有核武器，是为了不被人欺负。”还有一次，苏联代表在会上指责中国“背离社会主义”，他当场站起来反驳：“什么是社会主义？让老百姓过好日子才是社会主义！你们搞大国沙文主义，才是背离了列宁的教导！”

风雨中的青松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毅成了“打倒”的对象。造反派冲进外交部，把他的办公室砸得乱七八糟，还在院子里贴满了大字报。他却像没事人一样，每天照常上班，见到造反派就说：“你们有意见可以提，但不能胡来。外交部是国家的窗口，砸坏了，外国人会笑话咱们。”

有次造反派批斗他，让他低头认罪，他梗着脖子说：“我陈毅一辈子光明磊落，没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头可断，腰不能弯！”批斗会结束后，他被关进“牛棚”，却依然坚持读书看报，还偷偷写了不少诗。有首诗里写道：“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尽绽春蕾。”

1969年，毛泽东派他去石家庄“劳动锻炼”。在工厂里，他跟工人师傅们一起扛钢板、拧螺丝，工人们都喜欢这个没有架子的“老陈”。有个青年工人问他：“陈老总，您受了这么多委屈，心里不难受吗？”他笑着说：“我这一辈子，枪林弹雨都过来了，这点委屈算什么？只要党和人民需要我，我就干到底。”

1971年，陈毅被查出患了肠癌。住院期间，他依然关心着国家大事，跟来看望他的叶剑英讨论国际形势，说：“美国想拉拢苏联对付中国，咱们不能上当。要抓住机会，打开外交新局面。”他还让人找来《孙子兵法》，在病床上圈圈点点，说：“打仗和外交一个理，都要知己知彼。”

1972年1月6日，陈毅在北京逝世。1月10日，毛泽东冒雪参加他的追悼会，握着陈毅夫人张茜的手说：“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他为党和人民做了很多好事。”追悼会上，播放着他生前最喜欢的《新四军军歌》，无数人泣不成声。

陈毅的一生，像他写的青松一样，“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他是战将，指挥千军万马横扫千军；他是诗人，用笔墨书写革命豪情；他是公仆，为百姓的冷暖操劳一生。无论是在枪林弹雨的战场，还是在风云变幻的外交舞台，他始终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就像他自己说的：“我就是个老百姓，这辈子，就想让中国好起来，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如今，上海外滩的江风吹拂着游人的脸庞，南京路上的商店里人头攒动，黄浦江上架起了一座座大桥。陈毅广场上，他的铜像目光坚定地望着远方，仿佛在说：“看，这就是我们用生命守护的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