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发现，四川的人口锐减是多重灾难叠加的结果：张献忠的军队、南明的残兵、清军的铁骑、吴三桂的叛军，你来我往杀了四十年；战乱引发瘟疫，\"大头瘟\"（天花）、\"马蹄瘟\"（霍乱）肆虐，\"人至相食\"成了常态；紧接着是饥荒，\"米一斗值银二十两，人肉每斤价银一两\"。

1659年的《成都府志》，字里行间全是绝望：\"城郭鞠为荒莽，庐舍荡若丘墟。虎豹白昼游市，麇鹿跳踉官署。\"当时的成都知府冀应熊，骑着马从东门走到西门，走了整整一天，只见到三个活人——一个在城墙根下晒太阳的瞎眼老头，两个抱着骷髅头哭的小孩。他在奏折里写道：\"臣莅任半年，未见过一个缴纳赋税的百姓。\"

最让人痛心的是文化的断层。成都的蜀锦、薛涛笺、蒲江茶器，这些传承千年的手艺，在战火中灰飞烟灭。清人陈祥裔在《蜀都碎事》里记载，康熙初年，他想找个会织锦的工匠，走遍全川都找不到，最后还是从苏州请来的师傅，才勉强恢复了生产。那些刻着《蜀语》《蜀中广记》的书版，被乱兵当柴火烧了取暖，只留下几卷残本，藏在破庙里躲过一劫。

直到1670年，四川巡抚张德地给康熙上了道奏折：\"蜀地千里沃野，若无人烟，何以纳税？请招民填川。\"康熙准了，颁布《招民填川诏》：\"凡开垦土地，永为己业，六年起科。\"这道圣旨像一粒种子，落在了湖广、陕西、江西的土地上，一场持续百年的移民大潮，就此拉开序幕。

三、三千里路云和月：移民路上的生死与乡愁

（一）长江水路的生死漂流：从洞庭到夔门

岳阳楼下的洞庭湖，每年春天都会起\"桃花汛\"。1723年的三月，湖北麻城的王氏兄弟就乘着这样的汛水，踏上了入川的路。老大王宗仁背着一个藤箱，里面装着三袋稻种、半坛豆瓣酱、还有用油纸包着的族谱；老二王宗义牵着一头老黄牛，牛背上捆着锅碗瓢盆。他们的木船挤在数百艘移民船中间，像一片叶子漂在浩荡的长江上。

老船工唱的《扯谎船歌》里藏着水路的凶险：\"瞿塘峡，鬼门关，十船过了九船翻。\"王氏兄弟在巫峡遇到过暗礁，船底撞出个窟窿，宗仁跳进冰冷的江水里，用棉絮和桐油堵了半天才堵住；在西陵峡碰到过土匪，抢光了他们带的干粮，还好宗义把藏在牛饲料里的碎银子保住了。最惨的是过滟滪堆，前面的船被巨浪掀翻，二十多个人没一个活下来，江面上漂着鞋子、草帽，还有半只绣花鞋。

他们在船上漂了四十一天，每天就着江水啃干粮，晚上挤在船舱里睡觉。宗仁的儿子在途中生了天花，高烧不退，船老大说\"扔到江里能保平安\"，宗仁媳妇抱着孩子哭，宗仁把孩子揣进怀里，用体温焐了三天三夜，居然活了下来。到重庆朝天门码头时，一家人瘦得只剩皮包骨，宗仁对着长江磕了三个头，额头渗出血来：\"爹，娘，我们到四川了。\"

像王氏兄弟这样走水路的移民，占了湖广填四川的六成。他们大多从湖北荆州、湖南常德出发，经长江三峡入川，目的地多是重庆、泸州、宜宾这些沿江城市。重庆市档案馆的《巴县档案》里，保存着一份乾隆年间的渡船账册，上面记着：\"每船载三十人，每人铜钱五十文，孩童半价。\"账册边角还画着简笔画：一艘歪歪扭扭的船，船上的人背着包袱，望着天上的月亮。

（二）秦巴旱路的血泪迁徙：从汉中到三台

大巴山的青石板路上，至今能看到深浅不一的凹痕——那是移民的扁担磨出来的。1736年，湖南安化的谌安仕就挑着两个弟弟，走在这条路上。他当时才十九岁，用一根枣木扁担，一头挑着七岁的安忠，一头挑着五岁的安位，扁担中间挂着个布包，里面装着几件旧衣服和一本《论语》。

旱路比水路更难走。从湖北襄阳到四川三台，全程三千里，要翻七座山，过九条河。谌安仕每天天不亮就出发，天黑了找山洞或破庙歇脚。有次在米仓山遇到暴雨，山洪冲毁了栈道，他们在崖下困了三天，靠野果子充饥。安位发了高烧，谌安仕背着他走，脚磨出了血泡，血泡破了，就在草鞋里垫上茅草。

走到广元时，遇到一伙劫道的土匪，抢走了他们仅有的半袋米。谌安仕急了，举起扁担就打，枣木扁担打断了一根，他抱着弟弟们滚下山坡，才捡回一条命。后来在绵阳地界，一个姓周的老乡给了他们一碗热粥，安忠、安位狼吞虎咽地吃，谌安仕背过身去抹眼泪——那是他入川后第一次吃到热饭。

二十年后，谌家兄弟在三台县景福镇站稳了脚跟，买了二十亩地，盖了瓦房。安忠、安位要给哥哥修祠堂，谌安仕不同意，说：\"咱是逃难来的，能活着就好。\"直到他去世后，两个弟弟才建了\"笃祜祠\"，祠堂大门的楹联是安忠亲手写的：\"友爱笃前人，三千里外双肩弟；贤劳感后辈，二十年来一报功。\"如今这祠堂还在，成了当地的移民纪念馆，那根断成两截的枣木扁担，就摆在祠堂正中的玻璃柜里。

走旱路的移民，多来自陕西、甘肃和湖南北部，他们翻秦岭、越大巴山，最终定居在川北的南充、绵阳、广元。四川省社科院的研究显示，这些移民的后代，至今在身高上比川南人平均高2厘米——或许是翻山越岭的基因，给了他们更挺拔的骨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