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遗址最着名的文物，当属“太阳神鸟”金箔。金箔直径12.5厘米，厚度仅0.02厘米，上面刻着四只首尾相接的神鸟，围绕着中心的太阳纹飞行。这四只神鸟的造型，比三星堆的青铜神鸟更轻盈、更灵动，它们的翅膀舒展如火焰，仿佛在追逐着太阳的光芒。考古学家认为，这组图案是杜宇时期太阳崇拜的象征，而杜宇本人，就是这种崇拜的推动者——他不仅是蜀王，更是“望帝”，是连接人间与太阳神灵的使者。

为什么说杜宇是“金沙王”？文献记载给出了答案。《蜀王本纪》里说，杜宇“治汶山下邑，曰郫化”，而郫邑就在今天的成都郫县（今郫都），距离金沙遗址仅20多公里。此外，金沙遗址出土的陶器、玉器，与三星堆晚期的器物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带绳纹的陶罐、雕刻精美的玉璋——这说明，金沙部落与三星堆部落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而杜宇，很可能就是从三星堆迁徙而来的鱼凫部落的后人。

杜宇时期的古蜀文明，最大的变化是从“神权至上”转向“农耕为本”。《华阳国志·蜀志》里说，杜宇“教民务农”，也就是说，他教会了古蜀人更先进的农耕技术。在金沙遗址的生活区里，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的农耕工具，比如石犁、石锄、石镰，还有碳化的水稻颗粒——这些工具比宝墩时期的更精致，石犁的刃口更宽，石锄的手柄更符合人体工学，说明杜宇时期的古蜀人，已经掌握了深耕、除草、收割的全套农耕技术。

我曾在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农耕文明厅”里，见过一把出土的石犁。石犁呈三角形，刃口被磨得很光滑，犁身上还留着使用过的痕迹——边缘有些磨损，表面有泥土的印记。讲解员说：“这把石犁是用来深耕土地的，比之前的石斧效率高很多。用它耕地，能让土壤更疏松，有利于水稻的生长。”想象一下，春天来了，杜宇站在田埂上，手里拿着这样的石犁，教族人如何耕地：“把犁尖插进土里，然后用力往前推，这样就能把土翻起来了。”族人跟着他的样子，在水田里劳作，阳光洒在他们身上，金箔太阳神鸟的图案印在他们的衣服上——这是一幅多么温馨的农耕图景。

杜宇时期的金沙，不仅是农耕的中心，更是文化的融合之地。考古学家在金沙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卜甲（用于占卜的龟甲），卜甲上有灼烧的痕迹和简单的刻纹——这是来自中原商朝的文化元素。此外，金沙的玉器造型，也融合了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的风格。这说明，杜宇王并没有封闭自己，而是积极吸收周边文化的精华，将它们融入古蜀文明中。比如，他借鉴商朝的占卜文化，用来预测农业收成和天气变化；他借鉴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工艺，制作出更精美的玉璋和玉璧——这种文化融合，让古蜀文明更加成熟、更加丰富。

然而，杜宇的统治也并非一帆风顺。文献记载，杜宇时期蜀地遭遇了一场大洪水，“江水为害，蜀民不得安处”。为了治理洪水，杜宇派鳖灵去治水——而鳖灵，就是后来取代杜宇，成为古蜀第五代蜀王的开明帝。

六、鳖灵（开明帝）：治水长河中的改革者，古蜀王朝的终结者

鳖灵的名字，总是与“治水”联系在一起。他是古蜀第五代蜀王，号开明帝，其统治时期对应的是晚期巴蜀文化（船棺葬文化），约公元前600年-公元前316年——他不仅是古蜀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更是将古蜀文明推向成熟，却又亲手将其推向终结的人。

关于鳖灵治水的传说，《蜀王本纪》里有详细的记载：“望帝（杜宇）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虽然传说带有神话色彩，但也反映了一个事实：鳖灵确实因为治水有功，得到了杜宇的信任，最终继承了王位。

考古学家在成都平原的晚期巴蜀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水利设施遗迹，比如都江堰上游的芒城遗址，就有一条人工开凿的河道，河道宽约10米，深约2米，与岷江支流相连。这条河道的年代，正好对应鳖灵时期——专家认为，这可能就是鳖灵治水时留下的工程。鳖灵治水的方法，不是像大禹那样“堵”，而是“疏”——他带领族人开凿河道，将洪水引入岷江，从而缓解了成都平原的水患。

我曾在都江堰博物馆里，见过一张鳖灵治水的示意图。图上画着成都平原的水系，红色的线条代表人工开凿的河道，这些河道像树枝一样，从岷江延伸到平原的各个角落。博物馆的老师说：“鳖灵的治水理念，为后来李冰修建都江堰奠定了基础。他知道，成都平原的水患根源是河道不通，所以他才会想到开凿河道，让洪水有地方可去。”想象一下，鳖灵站在岷江岸边，手里拿着一根树枝，在地上画着河道的走向：“从这里挖一条沟，把水引到东边的洼地；再从那里挖一条沟，把水引到南边的农田。这样一来，洪水就不会淹到我们的房子了。”族人听着他的计划，纷纷拿起石斧、石铲，开始开凿河道。

那时的成都平原，到处都是治水的身影。白天，男人们在河道里挖土，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滴在泥土里；女人们则在家里做饭，然后把饭菜送到工地，给男人们补充体力；孩子们也不闲着，他们帮着大人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