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简单的生活场景再现，而是蕴含着古蜀人对宇宙秩序的理解。有学者认为，人物代表着人类，鸟代表着天空，鱼代表着水中，箭则象征着人类对自然的探索与征服。三者的结合，或许寓意着古蜀人希望通过自身的力量，实现与天地自然的和谐共处，同时也展现了他们对渔猎丰收的渴望。

而金沙遗址出土的商周鱼纹金带，更是将鱼的形象推向了神秘的高度。金带上刻有四条类似长江白鲟的怪鱼，这些鱼的造型奇特，头部较大，嘴巴突出，身体上刻有细密的纹路，与现实中的长江白鲟既有相似之处，又带有一定的抽象色彩。长江白鲟作为长江流域的珍稀鱼类，体型庞大，力量惊人，在古蜀人的眼中，或许是水中的神灵。将长江白鲟的形象刻在金带上，不仅体现了古蜀人对这种鱼类的敬畏，也可能与他们的图腾崇拜有关。四条怪鱼在金带上首尾相接，形成一个循环的图案，或许象征着生命的轮回与自然的永恒，反映了古蜀人对生命与自然的深刻思考。

这些鱼形文物，无论是三星堆的金箔与玉璋，还是金沙遗址的金冠带与金带，都是古蜀人渔猎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们信仰与文化的载体。鱼的形象在这些文物中不断演变，从简单的形态模仿到复杂的文化符号，见证了古蜀文明的发展与成熟。

三、蛙形文物：从石蟾到金箔，古蜀人的蛙神信仰

与鱼形文物一样，蛙形文物在三星堆与金沙遗址中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从三星堆写实的石蟾蜍到金沙遗址抽象的金箔蛙形饰，蛙的形象在古蜀文明中不断丰富，成为古蜀人信仰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三星堆石蟾蜍：写实风格中的自然崇拜

三星堆出土的石蟾蜍，采用圆雕的写实手法制作，工匠们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蟾蜍的形态，让这件石制器物充满了生命力。石蟾蜍的身体呈椭圆形，背部的“瘰粒”清晰可见，每一个瘰粒的大小、形状都经过精心雕琢，与现实中的蟾蜍别无二致。蟾蜍的头部微微抬起，双眼圆鼓，仿佛在观察周围的环境，嘴巴微微张开，似乎在发出低沉的鸣叫。

这件石蟾蜍的写实风格，反映了古蜀人对蛙类的细致观察。在渔猎生活中，古蜀人经常能在田间、河畔看到蟾蜍的身影，它们的形态、习性都被古蜀人牢记在心。将蟾蜍的形象用石头雕刻出来，或许是古蜀人对蛙类的一种崇拜方式。蟾蜍作为蛙类的一种，同样具有捕食害虫、与天气变化相关的特性，在古蜀人的农业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这件石蟾蜍可能被用于农业祭祀仪式，古蜀人通过祭拜石蟾蜍，祈求蛙神保佑农作物免受害虫侵害，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此外，蟾蜍在古代文化中还与生殖崇拜有着密切的联系。蟾蜍产卵数量众多，象征着多子多福，而古蜀人作为农耕民族，人口的繁衍对部落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这件石蟾蜍也可能承载着古蜀人的生殖崇拜观念，成为祈求部落人丁兴旺的祭祀器物。

（二）金沙遗址金箔蛙形饰：抽象艺术中的文化密码

如果说三星堆的石蟾蜍是古蜀人对蛙类的写实崇拜，那么金沙遗址出土的金箔蛙形饰，则是古蜀人将蛙的形象抽象化、符号化的结晶。金沙遗址共出土8件金箔蛙形饰，其中2件基本完好，现均藏于金沙遗址博物馆。这些金箔蛙形饰长6.9厘米，宽6厘米，厚仅0.05厘米，整体呈片状，虽体型小巧，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从造型特征来看，金沙金箔蛙形饰采用了抽象的艺术手法。蛙的头部呈三角形尖状，尖桃形的嘴巴小巧玲珑，并列的一对圆眼凸起，仿佛两颗圆润的宝石，既保留了蛙类双眼圆鼓的特征，又带有一定的艺术夸张。蛙的身体呈亚字形，背部中间有一条明显的脊线，将蛙的身体分为左右两部分，脊线两侧饰有对称的弦纹，弦纹从背脊处延伸至四肢，如同蛙类身体上的纹路，增强了器物的层次感。蛙的腹部随四肢的卷曲而外凸，四肢修长，前肢弯曲向后，后肢弯曲向前，相对内曲如卷云，给人一种灵动飘逸的感觉，尖状的短尾则为整个器物增添了一丝俏皮。更为精致的是，在弦纹的内侧，还饰有一排连珠状凸起的乳丁纹，乳丁纹大小均匀，排列整齐，如同蛙类背部的瘰粒，又似夜空中的繁星，让这件金箔蛙形饰在简洁的造型中蕴含着细腻的工艺之美。

在制作工艺上，金箔蛙形饰展现了古蜀人高超的黄金加工技术。工匠们首先将黄金捶打成极薄的金片，然后根据设计好的蛙形图案进行裁剪，接着用錾刻的手法在金箔上制作出脊线、弦纹、乳丁纹等纹饰，最后通过弯曲、塑形，让金箔呈现出蛙的立体形态。整个制作过程需要工匠具备精湛的技艺和耐心，每一个步骤都不容有失，稍有不慎便可能导致金箔破损。这些金箔蛙形饰的出土，充分证明了古蜀文明在黄金工艺领域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从文化内涵来看，金沙金箔蛙形饰承载着古蜀人多重的崇拜观念。首先，它是生殖崇拜的象征。蛙类产卵数量多，繁殖能力强，而古蜀人以农业为生，人口的繁衍直接关系到部落的生存与发展。因此，蛙形饰中的蛙形象，象征着旺盛的生命力与繁衍能力，古蜀人通过佩戴或祭祀蛙形饰，祈求部落人丁兴旺，子孙后代绵延不绝。

其次，金箔蛙形饰与月亮崇拜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月亮中有蟾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