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历经数月甚至数年，才能将玉石运回三星堆古城。其稀有性与珍贵性，决定了这件玉璋只能用于最重要的祭祀活动，且只有部落首领或最高祭司才能使用。

玉璋的器身整体呈鱼形，长约30厘米，宽约8厘米，线条流畅自然。工匠对鱼的形态刻画极为细致：鱼头部分，鱼嘴微微张开呈弧形，仿佛正在呼吸湿地水中的氧气；鱼眼凸起，采用圆雕的手法制作，直径约0.5厘米，表面打磨得光滑圆润，显得炯炯有神；鱼身两侧的鱼鳍刻画清晰，边缘打磨光滑，呈微微上翘的姿态，增强了器物的灵动性；鱼尾呈分叉状，线条优美，给人一种鱼儿在湿地浅水中摆动尾巴的动态感。

除了鱼形的器身，玉璋的两面还各线刻有一牙璋图案。牙璋的尖齿锋利，呈对称分布，共三对尖齿，每对尖齿的角度都经过精准计算，显得威严而庄重。牙璋是古蜀时期重要的礼器，通常与权力、祭祀相关，象征着统治者的权威。将牙璋图案与鱼形器身结合，并非简单的装饰，而是蕴含着深刻的寓意：牙璋代表着古蜀统治者的权力，鱼形器身则代表着湿地的馈赠（鱼类资源），两者的结合，寓意着古蜀统治者“借助湿地生态的力量巩固权力”。

在古蜀社会，渔捞资源是重要的生存保障，统治者通过掌控渔捞资源的分配，让部落成员依赖于自己。同时，他们还通过祭拜鱼形玉璋，向民众传递“统治者能与鱼神沟通”的信号——只有统治者才能得到鱼神的庇佑，确保湿地鱼类资源丰沛，从而进一步强化自身的权威。

尤为巧妙的是，在鱼嘴的位置，工匠还镂刻了一只小鸟。这只小鸟体长约2厘米，头部微微抬起，双翅收束，仿佛刚从林间飞到湿地岸边，正啄食鱼嘴边的水草。这只小鸟的出现，为这件鱼形玉璋增添了一丝神秘的色彩，也暗示着古蜀人对“森林与湿地”两大生态系统的认知：鱼代表湿地，鸟代表森林，两者的结合，或许反映了古蜀人希望同时获得湿地（鱼类）与森林（鸟类）资源的愿望；也可能代表着两种不同图腾的融合——毕竟，湿地中的鱼类为他们提供了稳定的水生食物，森林中的鸟类则补充了陆生的肉食来源，两者都是古蜀人生存不可或缺的部分。

（三）金沙商周鱼纹金带：湿地霸主的神圣象征

如果说三星堆的鱼形文物展现了古蜀人对普通鱼类的崇拜，那么金沙遗址出土的商周鱼纹金带，则将鱼的崇拜推向了更深层次——它以长江白鲟为原型，将这种“湿地霸主”尊为“湿地神灵”，用黄金与纹饰，诉说着古蜀人对湿地生态的敬畏。

这件鱼纹金带长约120厘米，宽约5厘米，整体呈长条状，表面刻有四条造型奇特的鱼。这些鱼的头部较大，嘴巴突出如剑，身体呈流线型，身上刻有细密的螺旋纹——其造型与如今已灭绝的长江白鲟高度相似。长江白鲟是长江上游的珍稀鱼类，在商周时期，它们常常出没于成都平原湿地与长江交汇处的水域，体长可达7米，力量惊人，是名副其实的“湿地霸主”。

古蜀人生活在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与长江白鲟有着密切的接触。他们或许曾在岷江入长江的河口湿地处，看到过长江白鲟跃出水面的场景——巨大的身体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溅起的水花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那种震撼的景象，让古蜀人将其视为“湿地神灵”的化身。因此，他们将长江白鲟的形象刻在金带上，赋予其神圣的意义。

金带上的鱼纹刻画极为精细。工匠先用錾刻的手法在金带表面制作出鱼的轮廓（深度约0.1厘米），再用细刻的方式刻画鱼身上的螺旋纹——每毫米约刻3条细线，纹路清晰规整，仿佛蕴含着湿地生态的神秘力量。鱼眼采用镂空手法制作，显得深邃而神圣，仿佛能洞察湿地水下的一切。这种精细的工艺，不仅展现了古蜀人高超的黄金加工技术，也从侧面反映出他们对这件“湿地鱼神象征”器物的重视。

四条鱼在金带上首尾相接，形成一个循环的图案，这种布局并非偶然。在古蜀人的观念中，循环象征着生命的轮回与湿地生态的永恒：鱼类在湿地中出生、成长、繁殖，死亡后尸体沉入水底，滋养水生植物；而水生植物又为小鱼提供食物，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循环。古蜀人通过长期的观察，理解到这种循环关系，因此将四条鱼设计成首尾相接的形态，寓意着“湿地鱼类资源永不枯竭”，也寄托着他们对部落长久繁衍的期盼。

（四）鱼：辅助食物而非主食的生态定位

尽管鱼形文物在三星堆与金沙遗址中大量出现，且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鱼是古蜀人的主要食物来源”。考古发现的大量证据表明，稻作农业才是古蜀人最稳定、最主要的食物保障，而鱼类更多是“辅助食物”，是对农业的补充。

在三星堆与金沙遗址中，考古学家出土了大量的农耕工具，如石斧、石镰、骨耜等。石斧的刃部经过精细磨制，硬度极高，能轻松砍伐森林边缘的灌木与小树，将荒地开辟为农田；石镰的形状呈弧形，刀刃锋利，适合收割成熟的水稻穗，遗址中部分石镰还残留着稻谷的碳化痕迹，直观证明了其用途；骨耜则是用大型哺乳动物的肩胛骨制成，耜头打磨光滑，后部钻孔便于安装木柄，是翻耕水田的重要工具——古蜀人用骨耜在水田里深耕，既能疏松土壤，又能将湿地中的淤泥翻到地表，为水稻生长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