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缩小，而即使是十五年的科技差距，也远比历史上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外差距要小得多，而且因为工业化开始更早，这个时空中国的整体工业实力就更非当时可比了。

（PS：历史上解放后初期的苏援虽然也转让了不少当时还算先进的科技，但都不是苏联当时最先进的，至少也差了五年，而且苏联只提供了技术设备和人数与在华时间都远远不足的专家与技工，其中的大部分咱们都得自己慢慢消化，这一耽搁就至少是十几年的差距了，与这个时空中德双方的合作研究根本无法相比。而且历史上的苏援项目门类较窄，基本上只包括军工以及和军工有关的重工业部门，结果导致新中国虽然某些部门迅速接近、甚至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但大部分行业却还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着至少半个世纪的差距，因此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远比现在很多人以为的要大得多，而且这种极不平衡的工业化状况对于新中国的技术升级也十分不利。相比而言，这个时空中国的技术引进更加全面，因此基础也就打得更扎实，尽管全面的引进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老美不肯转让太多与军事有关的科技和设备）

正是有了这样的底气，胡卫东才敢于提高外资进入的门槛，想来投资可以，但必须对中国有实实在在的帮助，可以是中国尚未掌握的科学技术，也可以是先进的管理或者经营方法，类似后世那些低技术含量的外资企业想要进来，那是门都没有。而如果确有中国急需的技术或者其他资源，解放区乃至后来的新中国zhèngfǔ则会给予超规格的优惠条件，这一条同样适用于国内的企业。值得一提的是，类似福特公司这样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还是可以享受到不少优惠条件的，但这些顶级的工业巨头来华投资的话，技术含量本来就不会低到哪儿去

第四百四十三章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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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门槛很高，但由于这个时空中国的工业化程度更高，中国市场的消费能力自然更强，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也就更大（其实主要是因为这个时空的中国对进出口的管制较严，想要避开这一壁垒就只能到中国投资。），而且门槛抬高无形中减小了竞争，变相地增加了单个外资企业的盈利空间，再加上中方并不要求外资一定必须转让技术，所以依然是趋之若鹜。胡卫东不提出这一要求，是因为他知道西方zhèngfǔ绝对不会允许本国企业无限制地向中国转让先进技术，但只要这些高科技的企业建到中国来，咱们想要搞到技术机密，怎么也比万里迢迢派人到美国去要方便得多。当然，如果高科技什么的只是挂个牌子，或者只将低技术含量的生产环节放到中国，负责审批的胡卫东却是不会批准的，作为方今世界上对工业化认识最为深刻的专家，想要欺瞒于他，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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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单一所有制的企业，股份制的企业在国民经济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而且这个比重肯定还会越来越大，对于这些“公”还是“私”相对较难界定的企业，胡卫东确定了只看控股股东的基本原则，但后来大家很快就发现股份制企业有别于单一所有制企业最大的不同只是信息公开，另外募资也相对容易，其他并无大的区别（股份制企业更适应现代企业制度，但往往内耗也多，单一所有制的企业只要经营得好，未必就比股份制企业差，特别是在企业规模还不算大的时候。）。事实上。除了烟酒等几个国家不允许其他所有制经济介入的垄断行业之外，解放区乃至未来新中国的所有营利xìng企业（注1）全都享有公平竞争的机会，绝大部分营利xìng国企在政策上并不享有任何特别的优惠。而这就是胡卫东在那次长谈中所说的“同等条件”

但这对公有制企业来说，却并不是什么坏事，举例来说，历史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离退休工资都是公有制企业特有的福利，并且这钱都是由企业负担，而外资乃至民营企业却没有这个负担。加之改开初期直到九十年代全国有大批了老工人进入退休年龄，这就导致公有制、尤其是五六十年代建立的公有制企业不得不背着一个大包袱跟外资和新建的国内企业竞争，先天上就吃了大亏，此外改开之前国家出于战备等方面的考虑，很多国企都有自己的学校、医院等附属机构，而福利分房之类的就更不用说了，这些都进一步增大了国企的负担。加之改开初期国家为了大力引进外资。在税收方面给了外资企业极大的优惠，而国内的企业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这么多因素加起来，东北老工业区这样的国企集中地不衰败才是怪事

工人为国家奉献了青chūn，国家却没有给予应有的回报。反而让他们在家庭负担最大的年龄黯然下岗失业，结果工人群众受尽了生活的磨难，而党和zhèngfǔ的威望也由此受到重创，这实在是双输的结果，但在当时痼疾丛生的体制下，却并不容易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不过胡卫东既然穿越了，就不会让这样的悲剧重演，而且与后世问题重重的时候再改革不同，对于现在工业化才起步的中国，只要一开始就在制度上规避这种风险，防范起来其实不难。

根据胡卫东主持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法规，解放区内的任何营利xìng企业，不论所有制如何，税率标准都将完全一致（不过也并非绝对相同，国内相对薄弱的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