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此外，自己就是顶尖科技专家的胡卫东很清楚，对于一个科技工作者来说，本身的天赋与教育打下的基础固然重要，但相应的工作实践更是关键。历史上跟着老蒋逃到台湾去的科学家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不比留在大陆的逊sè，但后来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却远不能与那些留在大陆的同行相提并论，这与其说是因为留在大陆的科技专家充满爱国热情而拼命工作，不如说是因为大陆zhèngfǔ给他们提供了像“两弹一星”这样的重大科研课题。一方面他们的才能有了用武之地，另一方面这样的重大课题最能促进水平的提高。

这里还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后世中国人才外流最严重的时候，留在国内的科研工作者在上大学时大都只是二流的成绩，但正是靠着他们的努力钻研和工作，中国成功地崛起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与西方科技的巨大差距也不断缩小。而那些出国的顶端人才当中固然有不少人取得了成功，但此后籍籍无名的则更比比皆是，因为外国zhèngfǔ永远都不可能像咱们自己的zhèngfǔ一样信任他们，最尖端的课题、尤其是与国防有关的战略xìng课题几乎不可能交给他们，这一点甚至连解放前都不如（因为当时的中国太弱，对西方构不成任何威胁。所以吴健雄、钱老等人才可能参与曼哈顿、喷气式飞机等关键的科技课题。），那些因为没有好的研究课题而没落了的昔rì骄子若是回到国内，看到那些原本不及自己的同窗如今已经望尘莫及，心中不知会否后悔

不过胡卫东也知道，新中国的教育制度虽然不像很多人说的那么差。但也确实存在着很多问题，而民国大学、乃至很多中学鼓励的思想zìyóu也确实有利于那些天才的成长。因此胡卫东一直没有对包括他一手创建的中原大学在内的中原解放区各大院校进行严格的思想管制。对此他在向zhōngyāng汇报时这么说“当年这些大学还在国民党控制下的时候，大学生中的大部分都是心向我党的，何况是现在呢？”，而且胡卫东还认为年轻人的思想多少有些叛逆，你越是严令他们不得如何如何，他们往往却偏要如何如何，因此不如放松直接的思想管制，而主要通过赤sè党一直以来都很擅长的宣传手段进行引导。

此时太祖正因为心理学家黄翼给自己治好了困扰自己多年的失眠症而心情舒畅，对心理学也有了更深的了解，何况他自己当年就很叛逆，因此完全能够认同胡卫东的说法，当即就同意了胡卫东的提议。如此一来，宽松的学术氛围化解了很大一部分学者的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