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成为了维系这个破碎族群在新的艰苦环境中生存下去的精神纽带。

那些经历了九死一生、目睹了无数惨剧才活下来的人，心理普遍发生了扭曲。

他们变得更加坚韧，但也更加猜忌、好斗和残忍。他们将所有来自东方的消息无论是商人还是其他流浪者带来的都视为威胁，对“汉”这个字眼有着病态的敏感和敌意。

这支西迁羌人的悲惨遭遇及其产生的深刻仇恨，其影响远不止于他们自身。

他们成为了大汉帝国西边不安定的火种： 这些幸存者及其后代，如同被吹散到高原各处的火种。

他们逐渐融入当地的其他羌系部落，也将他们的仇恨 带入其中，加剧了这些地区对汉朝的敌意和警惕。

在未来的岁月里，一旦汉朝势力试图向高原或帕米尔地区延伸，必将遭到他们及其影响下的部落最顽强、最激烈的抵抗。

他们的故事——被汉人逼迫、远走他乡、几乎灭族——极具煽动性。在未来，无论河皇地区还是更西的羌人部落中，任何试图反抗汉朝统治的领袖，都可以援引这个“血泪西迁”的故事，来激发同族的斗志，证明汉人的“不可信”与“残暴”，从而为更大规模的冲突提供道义和情感上的借口。

汉朝虽然暂时平定了河湟地区的羌患，但这股西迁的、充满仇恨的力量，如同将一颗恶性肿瘤从体表驱赶到了身体更深、更难以处理的内部。

它并未消失，而是在另一个地方潜伏、扩散，并与当地的反汉势力结合，酝酿着新的、可能更为棘手的边患。

事实上，在未来的历史中，来自西部高原羌人系统的骚扰和反抗，始终是中原王朝难以彻底解决的难题。

因此，这场发生在靖难十六年冬天的悲惨西迁，不仅仅是一次民族的流亡，更是一次仇恨的长征。

它用数万人的鲜血和生命，在苍茫的高原和雪域之间，深深地埋下了一颗仇恨的种子。

这颗种子将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不断生根发芽，成为横亘在汉羌两个民族之间一道难以逾越的、充满血与火的情感鸿沟，为日后更大规模、更持久的冲突与对立，写下了沉重而血腥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