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很简单，就是号召教育普及，认为朝廷和皇室，有义务，为每一个大明子民提供基础教育，就算现在无法普及每一个人，也应当尽量努力地创造条件，接近这一目标。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是以太平之政，莫过教化，教者，政之首也”

　　“朕尝闻有穷兵黩武而亡国者，有穷奢极欲而亡国者，有残民暴政而亡国者。”

　　“未尝闻以教育而亡国者也。”

　　文章最后，直接开出赏格，号召全国士子和读书人，可以主动投献自己编写的教材，只要礼部审核后，觉得有可取之处，就可得赏银两千两，录用为官。

　　如若写得特别好，甚至能被天子嘉奖，没有功名的，赐进士出身，并一步登天，任为礼部郎中，赏银五千。

　　此话一出，全国无不掀起了一波研究怎么编写教材的风潮。

　　报纸在最后给出了新编教材的要求和标准，其一是文本要尽量少，便于印刷普及，其二要有教育意义、准确无误，其三要便于理解，可以自学。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何况这也不是什么上战场。

　　古代文人，从来就有好为人师的风气，这不仅仅只是能得到赏赐提拔，自己编写的教材，如果能得到批准，说大点，自己就能成为日后全天下年轻士子的老师啊！

　　要知道，上一个能达成如此成就的，还是编写《四书集注》的朱熹。

　　这种名利双收的巨大诱惑，实在能让每一个读书人发狂。

　　不到半个月，就有数百读书人进献了自己的作品。

　　各种方案千奇百怪，有的将元末明初编写的《小四书》蒙学教材，增减删改，合作一本，有的将《九章算术》和《周髀算经》截取经典问题。

　　朱由榔偶尔也会饶有兴致的看一些，其中不乏很有想法的。

　　比如有人提出简化繁体字，这其实也不算稀奇，汉字简化自古就有，行书、草书最早就是为了简化书写。

　　更让朱由榔没想到的是，关于数学教材的编写，超过三分之一的方案模本里，都提倡使用泰西数字，也就是阿拉伯数字，便于计算。

　　明末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思想文化变革时期，大量的读书人，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士子，思想其实并不僵化。

　　如果你翻开许多流传下来的，明末士子的个人笔录，你会发现，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一套世界观，其中不乏相当激进的存在，比如反君主**，乃至于男女平等、良贱平等。

　　这些各有特色的投稿，虽说大部分都有缺憾，但可取之处也不少，朱由榔让礼部无论好坏与否，只要对方不是照抄前人作品，有价值的，一并赏赐五十两到一千两不等。

　　而翰林院、礼部的联合编纂组，也可以从这些作品中汲取足够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