盎然的奶牛牧场。她到了检查室之后，很快就迎来了她的第一位病人，这是一位名字首字母为M.B.的女性。米尔纳像往常一样，仔细地做着记录。她写道，“病人M.B.是一位55岁的躁郁症女性，前文书工作者。”这位病人于1951年12月27号来到收容所，当时她被描述为“焦虑、易激惹、好斗、不安，但是在任何领域都表现得不错”。在这位病人住院大概一年之后，M.B.来到了2200房间，外祖父在那里给她做了“双侧内侧颞叶完全切除术”。M.B.的档案记录道，“她术后陷入了木僵和紊乱的状态，持续了一个星期，但之后很快恢复了过来，并且没有任何神经学上的缺陷。”

但是在米尔纳开始正式测验之前，她就很清楚，收容所认为M.B.术后没有产生缺陷的结论是错的。米尔纳写道，“这个女人从另一栋建筑被带到了检查室，但她已经忘记了那栋建筑；她也没法描述医院的任何其他区域，尽管她已经在这里住了差不多三年半。”米尔纳用的测验只是为了验证这最初的印象。“在《韦克斯勒记忆量表》中，她能回忆起的故事和图画都是不准确的、碎片式的，甚至在提示的帮助下，延迟回忆对她而言都不可能。她的谈话集中在她早年的生活上，她没法说出一点有关她在医院生活的信息。”之后，M.B.被带回了自己的病房，米尔纳确信，M.B.患上了“一种和H.M.类似的近期记忆完全缺失的症状”。

之后的几天内，米尔纳又见了另外四个收容所的病人。

其中一位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伴酒精成瘾”的病人告诉米尔纳，她可以“记起很多面孔”，但是忘了“很多日常发生的事情”。米尔纳记录着，在她们的谈话期间，这位病人“对近期的事件没有多少认知”。另一位病人所受的损伤更小，而且她“知道她女儿在那天早晨，要乘7点的火车去纽约（New York City）买衣服，来准备下周六的婚礼。她还描述了在办公室里见到的秘书所穿的衣服”。第三个病人在记忆测验上完成得非常差，尽管她意识到了“自己上周在医院的美容院工作了一周，而且早上一直在洗毛巾”。最后一个病人“在最初听到这些之后，可以记住米尔纳的名字和10分钟之前所在的地方”，但是却受着“妄想和幻觉”的折磨，而且“这位病人总是出现不在交谈的状态，而无法完成正式的测验”。

在那一周之前，米尔纳从来没有进过收容所。当她在半个世纪之后谈起这些，当时在那种困难的环境中，收集有效数据的失败带来的挫折感如今仍旧历历在目。她说，那些病人大多是住在后面病房里的一些可怜的人，“能和他们所做的工作很少。我只能确定，他们基本都有同一类损伤……但是，在正式的测验中，我没法和他们做太多工作。”

而且，很清楚的一点在于，米尔纳所遇到的大多数收容所的病人都显示出了某种程度上的记忆丧失，即使这种程度很难量化。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这种丧失的严重程度，大致与外祖父切除他们的海马组织的量成正比。这一点最为关键。

那周末，米尔纳乘火车回到蒙特利尔。而她所带去康涅狄格的试探性假设，已经变得更为确实了。

当时，外祖父发明的双侧内侧颞叶切除术，也像他之前发明出的眼窝底部切除术一样，早已声名远扬，传出了康涅狄格。在别的州，别的收容所的别的神经外科医生们，也都开始实验这种手术。有时候，他们还会邀请外祖父去演示这种手术。

这就是为何在1954年5月，也就是亨利手术9个月之后，外祖父来到了伊利诺伊州（Illinois）的曼蒂诺州立医院（Manteno State Hospital），这个医院在芝加哥南边一点点。他到医院的时候，病人已经麻醉好，躺在手术室的手术台上了。病人是一名男性，外祖父对他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他和自己在康涅狄格动过手术的大多数收容所病人不同。我外祖父开始进行手术，打开了他的颅骨，当着一位名为约翰·F.肯德里克（John F.Kendrick）的年轻神经外科医生的面，切除了这位病人双侧的内侧颞叶，而这位年轻医生后来自己也开始做这样的手术。

米尔纳去康涅狄格州访问之后，我外祖父想起，她可能会想去拜访曾在曼蒂诺收容所接受过他手术的那个病人。于是，他给那家收容所的主管写了一封信，让他准许米尔纳接触那位病人，然后又抄写了一份信件寄给怀尔德·潘菲尔德，并用沉思的语气补了一句，这个案例“很可能会引起极其强烈的兴趣”。潘菲尔德给米尔纳看了这两封信，以及那条手写的句子：

“致米尔纳医生：那是天使都不敢涉足的领域……”

两个月之后，米尔纳来到了伊利诺伊州。她了解到，这位病人最近从曼蒂诺收容所转诊到了附近的盖尔斯堡州立研究医院（Galesburg State Research Hospital）。1956年1月12日，米尔纳在盖尔斯堡得到了一间检查室，而那位在她后来的科学论文中被描述为病人D.C.的男子，也在护送下见到了她。

“我外祖父有没有感到愧疚过？”

米尔纳对我的问题似乎感到吃惊。

“我觉得他没有愧疚过，”她说，“我的意思是，我们并不知道那些结构是怎样的。而且我真的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