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y T Bergamini）的律师提出了如下报告：

莫莱森先生的情况在很多重要的方面并没有改变。他目前住在比克福德疗养院。自1992年起，他就是福利接受者，而且比克福德疗养院直接接受了他的社保和国家补贴。他每个月能得到30美元用于解决个人需要。记录显示，托马斯·穆尼在1992年11月17号被指派为他的监护人。我试图联系穆尼先生，但没有成功。疗养院告诉我，他们与穆尼先生也没有联系。然而，很明显的事情是，莫莱森先生的财务和个人事务都由比克福德的行政机构在打理。对于莫莱森先生的继续监护当然是必要的。问题似乎是，穆尼先生是否应该继续拥有这种资格。我对被申请人目前状况稳定并无异议，他的个人和财务事务都得到了管理。

在简要地听了这个问题之后，一位遗嘱法院的法官同意，保留穆尼为亨利的监护人，尽管穆尼并没有牵涉到亨利的生活。

然而，在一个重要的方面，穆尼还是非常用心的。自他监护亨利开始，直到亨利去世，他一直都支持苏珊·科金继续以“遗忘症病人H.M."闻名的麻省理工研究项目。不论科金和她同事想要做什么样的实验，穆尼都签署同意书。同样，当科学家是否能在亨利死后继续实验这个问题出现之后，穆尼也没有表示反对。事实上，在成为亨利的监护人一个月之后，穆尼就回到了亨利的疗养院，参加了一次三方会面。这一次，第三方正是苏珊·科金。她向穆尼解释到，如今穆尼是亨利的监护人，他可以提前合法地准许将亨利的大脑作为死后遗产，送给麻省理工和麻省总医院。科金当时带了一些必要的纸面文件，包括一份“大脑解剖授权书”。在这份文件的底部，有这样几行：

我，托马斯·穆尼，是法院指定的亨利·莫莱森的保护人。我目前也是和亨利·莫莱森血缘关系最近的亲戚，我由法律授权，负责亨利·莫莱森余下的生活，直到他死亡。我据此授权，将整个大脑样本的移除、保留、使用权，交给麻省总医院和麻省理工学校大脑和认知科学系（或其他机构），用于其诊断或研究的目的，以便研究亨利·莫莱森的死因以及其他医学知识。

穆尼签了名。

2002年，苏珊·科金在波士顿查尔斯顿的公寓中举办了一次晚宴，这是第一次商讨在亨利死后，如何处置其大脑的回忆。尽管科金是一位神经心理学家，对我们颅骨中这个大概3磅重的引擎进行检查和分析并非她的专业领域。但她在当晚所组建的团队弥补了这种不足。当时席上的有神经病理学家、系统神经科学家、神经解剖学家，他们在研究大脑灰质本身这方面而非研究灰质所主导的行为方面，比科金更有经验。

这个团队争论的某些主题非常具体。比如说，亨利的大脑应该在他死后再次用核磁共振扫描一遍，这一点很清楚，但是具体扫描的次数，用于扫描的机器的功率成了争论的问题。核磁共振仪当中磁场的强度是由特斯拉这个单位衡量的，科金认为可行的仪器的强度范围在1~7特斯拉。尽管更高特斯拉的机器可以得到更为清晰的图像，但这些机器也可能给其扫描的组织带来更高的热量。团队计划扫描亨利的大脑数个小时，从而得到最精确的图像，但他们也想要确保，这不会加热大脑到太高温度，以至于其物理完整性受到损伤。同时，他们希望尽快扫描大脑，即便大脑还在亨利的颅骨里，他们想要在大脑开始出现任何衰退之前，就取得数据。这些都很明显需要权衡。

其他问题更加基础。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谁应该负责项目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死后的处理、死后的收集信息、核磁共振之后的程序以及保存和分析亨利的大脑。科金和她的团队讨论各种方案的利弊，以及各个研究员的优点。一旦亨利去世，科金就知道她不得不放弃至少一部分控制力，她不得不把亨利最为有价值的部分让手给别人。委员会需要找到某个配得上这份珍贵遗产的人。

雅各布·安内瑟从加州飞过来参加这次晚宴，他最终成了委员会的第一选择。安内瑟相对比较年轻，才40岁出头，并且作为一名神经解剖学家前途光明。他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大学（University of Florence）开始了自己的事业，之后又在纽约大学、麦吉尔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继续，最后安定在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在圣地亚哥分校时，安内瑟改进他的新技术，这项技术能以组织学形式和数码的形式保存人类的大脑，以便让科学家们在亨利去世很久之后都能继续他们对病人H.M.的研究。

委员会选中安内瑟，他就问科金，他是否能够在亨利还活着的时候见亨利，然后他就在2006年于亨利的疗养院见到了他，他们一起吃了一顿沉默的午餐，之后他推着亨利的轮椅回了亨利的房间。在出门的路上，安内瑟注意到，门口的公告板上贴着一张亨利的照片。在没有人看到的情况下，他强制自己抵挡住诱惑，没有把照片取下来，收入口袋，作为某种图腾、某种东西，在他开始挖掘亨利的大脑之前的一天，他能够在闲暇时间用这件图腾来沉思，用它来帮助自己想象着他深入亨利的心灵。

【注释】

[1] 特斯拉英文为tesla（字首小写），符号表示为T，是磁通量密度或磁感应强度的国际单位制导出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