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整件事情已然脱离轨道。科金将大脑交给他，他为之倾注了多年心血。但他知道，这是一场他必然落败的战斗。这是一场涉及巨额金钱和大批律师的战斗。他对此无能为力。

他只能放弃大脑。他不得不忍痛割爱。

然而当这一刻真正到来，他很怀疑自己是否能够洒脱地放手。他很怀疑自己是否能控制住对这些切片的情感。他甚至感觉，仅仅是看着它们，把玩着它们，都像是往伤口上撒盐。而事实上，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都在担心同样的事情。安内瑟辞职之后，他致信麻省理工学院主管研究的副校长玛丽亚·祖贝尔（Maria Zu-ber），告知她自己已经辞职。还表示他希望彼此可以“就病人H.M.大脑剩余组织的未来计划进行合作”，安内瑟的大脑观测所，或许还能以某种方式持续地发挥作用。而这被麻省理工解读成了一种隐秘的威胁，关乎还存放在安内瑟那里的剩余大脑组织的安危存亡，因此这封信引发了两个学校的高管和律师之间的频繁信件往来。“我写这封信是为了表达我对麻省理工做出的关于H.M.大脑组织的一切研究成果的关心。”这出自一位麻省理工学院的律师写给圣地亚哥分校同行的信件。“安内瑟医生写给祖尔贝教授的信件似乎暗示着，他可能会对脑组织的未来研究进行单方面行动。”而圣地亚哥分校对麻省理工学院的回复，表面上波澜不惊，但是背地里却暗流汹涌。“看来你也经历了一段被亨利大脑的轰动所逼疯的日子吧，”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一位官员写信给他的另一个同事。“我认为在这事儿过后，我们都需要一段时间来好好放松。”

最后，安内瑟的前任院长声援了他，接着还向他在圣地亚哥分校的同事们致以令人宽慰的声明。

“我刚和雅格布通过电话，我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他写道。“在所有的H.M.材料中，只有那些不需要冷冻或是其他保护措施的切片才被移送出了放射学成像实验室。而其他材料都还在实验室中，一直被妥善保存着。安内瑟会在下午4点，和那些切片一同在放射成像实验室中等待着你们。”

4点钟很快就要到了，而安内瑟仍然在打包着那些切片。每一件，对他来说都是精巧的工艺品，是他职业生涯的荣耀巅峰，是他苦心孤诣大量工作的产物。他想起过去几年中自己的旅程，从严冬清晨在马萨诸塞那拥挤的解剖室，到那般不寻常的捷蓝跨国班机，旁边的座位上便放着那个冷却器。从他向全世界直播那场切片，到牺牲大量私人时间整夜待在实验室，听着埃尼奥·莫里康内的歌曲，将那些漂浮在他跟前的小小粉色脑组织切片分离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