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人来说，没有意义并不重要，没有结论也不重要，反正他们的心里早已经装满了没有意义、没有结论的东西。不必经过很仔细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不爱读书的人，观点和知识常常是鲜明的、整体的、确定的，一个读书人则恰恰相反，是太多模糊的、散碎的、不确定的，这也正是接下来要谈的读书人的第三个反常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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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多少会有一点博闻强识，记忆力常会被人夸赞。但是，这仅仅是因为他们读书较多的缘故吗？也许还有一些别的原因。

即便不是全部的，至少也是绝大多数的餐厅服务生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即便在非常忙碌的时候，也总是能够很清晰地记得那些尚未结账的顾客们的账单上的一些细节，但顾客一旦结账离去，账单上的内容很快就被忘得一干二净。

这个太过平常的事情看似只是一个简单的注意力的问题罢了，但是，在大约一百年前，格式塔心理学的前辈库尔特·卢因却小题大做地反复琢磨这个场景，总觉得这事情的背后应该还有一点什么。

多年之后，卢因的弟子布鲁玛·蔡格尼克做了一个很著名的实验，她给被试者们分配了一些简单的任务，比如解数学题，或者做个简单的手工模型，但她经常打断他们，让他们停下手里的活计，听从某个新的安排。结果可想而知，到了结束的时候，很多任务都不了了之。但真正的重头戏是在几个小时之后——蔡格尼克开始让大家回忆方才做过的那些任务，这才有了那个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所谓蔡格尼克效应（Zeigarnik effect）：当一个人着手做一件事，却因为中途被打断而导致没能完成的时候，那么比之中途已经完成的事情，他对前者的记忆会比后者清晰一倍。

读书也有同样的问题，越是资深的读书人，大脑当中未完成的项目也就越多。比如读书人要读一部先秦时代的古籍，那么就是主要版本要看完，从古到今所有重要的乃至不太重要的注本、论著也要看完，相关的考古发现要跟进，学刊上的重要论文也要跟进。而读书每深入一步，增加的问题往往会比解决掉的问题更多，无解的问题也比有解的问题更多，思考总会山穷水尽，于是存疑，存疑，再存疑，许多问题都变成了顾客尚未结清的账单，相关的记忆始终不能闭合，蔡格尼克效应也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最要命的是，这样的读书方式会浸润出一种非常有害的生活习惯，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更重要的往往是快速处理信息，而不是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追求顶级的信息精确度，所以秀才造反才会三年不成。

是的，对于日常生活而言，脑子里悬而未决的东西太多，这怎么看都不像一件好事，毕竟人类的天性是“完形地”来观察世界的。让我们来设想一个场景：一张纸上画了三根直线，这三根直线构成了一个近似的、并没有完全闭合的三角形，虽然严格来说这并不是一个三角形而只是三根直线罢了，但绝大多数人都会把它看作一个三角形。三角形没有封闭的部分是我们在自己的心里给它封闭完成的，是我们的意识把这三根直线组合成一个完整的三角形的——这就是格式塔心理学所谓的“闭合律”。

格式塔是一个德语单词的音译，意思是完形，完形填空的那个完形。世界就像一张永远也做不完的完形填空试卷，而我们在看到这张试卷的时候，总会不由自主地把那些空格填满，让这张试卷看起来完整、通顺而有意义。

一个催眠术的实验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给我们一些启发：催眠师把被试者成功催眠之后，命令他去打开房间的窗子，被试者完全服从了这个命令。当实验结束以后，被试者醒转过来，催眠师问他刚才为什么要打开窗子，受试者疑惑了一会儿，很快回答说：“因为觉得房间里太热。”

这并不是什么特殊情境之下的特例，帕累托在《普通社会学纲要》里用过很大的篇幅来论述人类是多么乐于给自己毫无逻辑的行为赋予合乎逻辑的外表。的确，他说得在理，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这毕竟是人类的天性，在千万年的繁衍历程中发展出来的使人类适于生存的天性。读书人却时常逆天性而动，不但让自己的太多记忆无法闭合，还总是把别人已经整合过的记述打散开来，在阅读历史类书籍的时候似乎最容易发生这样的尴尬。

海登·怀特在《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中讲道：“史学理论中有一种老生常谈，说的是由事实而得出的故事是一种浓缩，即将行为经历的时间浓缩为讲述的时间，将人们有关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所知的一切事实缩减成只剩那些重要的事实。”的确，这正是古代史家的典型风格，但事情的另一面是，浓缩虽然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而细心的读书人总是会把浓缩的东西再稀释回去。他们宁可忍受支离破碎的史料杂俎，也拒绝接受那种过于完美的历史叙事。

《左传·隐公元年》里有一段“郑伯克段于鄢”，这是一篇为大家熟知的名文，是说郑庄公如何处心积虑地助长弟弟的骄横跋扈，然后再名正言顺地把他除掉。古往今来，人们对这段故事做了太多的议论，但往往忽略了《左传》对这件事做了多大的浓缩。的确，《左传》的叙述看上去很详尽，而且精彩得如同一幕短剧，但正是这样的叙述方式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即认为故事里的各个事件都是前后紧紧咬合着接二连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