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革命暗杀事件层出不穷，却由于种种条件的局限，比如刺客对枪械的使用不熟、暗杀准备不足或不慎、暗杀对象的防范措施严密以及诸多偶然因素，暗杀行为败多成少，实际收效并不如预期的大。

而从陈文强的专业角度来分析，暗杀和杀身成仁，在通常情况下，不应该是划上等号的。暗杀又不是自杀袭击，非要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而且，暗杀如果只是同归于尽，那当然简单，却不是陈文强所赞赏的。

耐心地刺探侦察，精心地筹划准备，势如雷霆的一击绝杀，巧妙周密地撤退远遁……难道专业性的暗杀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吗？难道暗杀不应该由专业人士来操作执行吗？

而就刺杀卖国贼王之春来说，没有保镖，不是高官，只是一个寓居上海的老朽，只有仆人和车夫，简直太稀松平常了。别说是稍加训练的勇士，就是个地痞流氓，用匕首、斧子也大有可能来完成任务。

兴师动众，细致筹划，诡计邀请，枪手埋伏，对付这样稀松平常的对手，在陈文强看来，简直是小题大做。所以，他争取了三天时间，便是要用实际行动来向暗杀团的菜鸟展示专业人士的风采，让暗杀团的成员看清这其中的差距，使他们明白暗杀是个技术活儿，光靠激情和勇敢是不行的。

而革命更应该是个系统、综合性的工作，各人的条件不同，便要人尽其才，却不必每个人都要拿起炸弹搞暗杀，弄个轰轰烈烈。拼却一死，容易；艰难缔造，很难。舍难就易，或许是人之常情，但最关键的还是多了浮躁，少了冷静的分析判断，少了耐心的坚忍持续。

现在的陈文强虽然有了班底人马，但在性质上却是维护、争取自己利益的看家护院，要投身时代洪流，这帮人显然还没有那样的觉悟。杨笃生等人虽然有种种不足，但从文化、思想等方面，却具有相当的优势。

好吧，加入，影响，引导……这些工作固然繁琐，且有很大困难，但陈文强已经决定去做。而刺杀王之春，则是投名状，或是得到信任的敲门砖。为此，他不仅要干成，还要干得漂亮，让别人看看什么才是专业人士。

第三十三章团体？政党？

作为上位者，或者是筹划者，陈文强已经不太用事必躬亲。特别是王之春这样没有多大难度的目标，他交给李亚溥和大头梨便行了。

事情有了这样的变化，陈文强不知道预期的南洋之行是否还能按期出发。因为他不仅仅是要加入暗杀团，更想建立一个团体，一个能进行综合性工作的革命团体。在他的设想和计划中，这个团体应该目的明确，分工明晰，部门齐全，组织严密……

也就是说，暗杀团可以存在，但却只能是团体下属的部门，暗杀也将更有目的性，暗杀工作也将不再是第一要务。

想得很好，但陈文强却知道这并不容易。蔡元培、杨笃生等人都是有知识、有文化、有头脑的人，可不比江湖草莽，你说什么他听什么。而且，他们的激情和冲动，令陈文强很感头痛。要说完全控制他们，陈文强还没那个奢望，但也要听劝告，有纪律，不能自行其事，太过失控啊！

而一个团体的内部分歧是很可怕的，由分歧到各行其是，伤害的不仅仅是个人，更会危及到团体的安全。其实，这也是陈文强一直对革命党若即若离的一个原因。

业余，太业余，完全没有地下工作者的觉悟、警惕和技能。还没干成什么大事呢，就被官府查觉通缉，陈文强确实深恐被某个人或某些人带下水去，落得个抛家舍业，亡命天涯。如果是那样的话，他辛辛苦苦创下的这些基业可就要泡汤了。没了资金支持，什么宏大目标岂不是都成了镜花水月？

那有没有办法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呢？陈文强停下了笔，陷入了长长的思索。

组织，是现成的模式，对陈文强整顿和管理兴义堂有很大的帮助。但若用于革命团体或政党，则又有诸多问题。革命党人的文化素质都比较高，也就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这是一个优势，也有其弊端。要使他们越来越多地加入团体，并且自觉自愿地服从安排，遵守纪律，显然要比让帮派中的兄弟服膺困难得多。

所以，要使团体具有吸引力，首先要有一个高大上的目标，也就是行动纲领；其次是要使团体组织严密，意志集中，行动一致，动作协同……这些方面倒是可以大量借鉴组织，比如内部有森严的等级制度，有明确的分工，有严格的管理办法，行动有周密的计划等等。

思路在慢慢打开，陈文强或许觉得还不够完全，还不够满意，但他所编写出来的组织模式和运行方式，在当时已经是很先进，很严密的了。要知道，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成立时，只有个会议章程。等到同盟会成立时，才算是一个基本完全的政党结构。

高大上的行动纲领，是注重于眼前，还是放眼将来，使其更具有深远的意义，更具有持久的生命力？陈文强对此反复考虑，决定先写出自己的想法，然后再与加入团体的众人进行讨论商议。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陈文强认真分析着已为众人知晓的兴中会宗旨，深觉其不完整，以及其中的偏颇。

驱除鞑虏，这在以前就是陈文强所不赞同的，种族革命的意味太浓，很容易为外国势力所利用。在当时，也有很多杰出的革命宣传家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

比如蔡元培，就对邹容《革命军》中的偏激排满提出过异议；陈天华也提出“满洲民族，许为同等之国民，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