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著作中，还应该有复兴会为未来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及法律，从而为自己的理论提供依据，并使其具有实践意义。

雄心勃勃的设想，呕心沥血的作品，绝不是那些空洞而抽象，每到革命的关节眼上就要将其不厌其烦地重新解释修改一遍的理论所能比拟的。

没错！这应该是畅想，应该是指导，革命，就是要象著作中所写，不仅要打倒的皇帝，还要摧毁各种封建的社会关系，如此由才能使国家走上富强之路。

相对于复兴会专业分工的细密运作，刚刚成立的同盟会显然是稚嬾的。声势不小，却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成绩来支持。而在复兴会策动起义，打响商标的时候，他们正在群起而攻之，与立宪派的旗手之一——梁启超，展开着一场大论战。

历史，究竟是凭借什么东西，才能真实的、完整的保留下来，而传之久远？你读到的历史又是怎样的呢？

可能是口头的传说，那自然是可靠的碑碣，然而，事过境迁，添添去去，叫它完全保留当时当地和当事者的心情，也会有些困难吧？也可能是很久之后那些真正的大手笔，苦心孤诣的网罗旧闻，在别人雕成的本来朴质的石像上，进行不必要的打扮和堆砌，给它戴上大帽，穿上漂亮的衣服，登上高底靴子，使人们看来，再也不认识那座雕像；还是身临其境，听到的就是一支小曲儿，一支用笛子吹奏的小曲，而不是之后动员整体的乐队，经过改编而复杂化了的交响乐？

这场历史上持续时间很长，影响极为深远的大论战，到底留给后人的是思考，还是几句短短的评述，或是简单地以胜败而论呢？

从结果来看，同盟会成立之前，北辰一派革命党在留日学生中原本默默无闻、无人问津，这场论战极大提升了革命党的整体形象。通过与名满天下的“言论界骄子”梁启超过招，汪精卫、胡汉民等党中秀才脱颖而出，革命党从此不再被读书人视为无知无识的市井游民与帮会暴徒。以此而论，说革命党是论战的胜方，似为确论。

但从思想的深度来看，如果历史没有改变，一桩桩、一件件的历史事实，又分明验证了立宪派梁启超们所言非虚，其先见之明、后判之准，实胜其论辩对手千百倍。

以此而论，百年前那场革命与立宪的大论战，其历史意义是颇为可疑的。有道是，真理愈辩愈明，但有些时候，却也未必。有些辩论者并非把辩论当成相互学习、相互提高、相互理解、相互接近的机会，而是为了“统一思想”、党同伐异，为了伤人感情、损人颜面，一味夸大分歧、激化矛盾，不惜以“投枪”“匕首”恶意伤人，不惮造谣中伤、污言谩骂。如此辩论，则愈辩愈明的必不是真理，而是人与人、党与党之间的仇恨与敌意。

第一百一十五章冰冷现实，感触

在那场大论战中，同盟会一方参战人数众多，可谓群起而攻之。汪精卫、胡汉民是论战主将，朱执信、汪东、刘光汉（即刘师培）是重量级作者。北辰亦在幕后参与论战，有些文章是直接按其口授纲要而写。

也就是说，同盟会攻梁启超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行动，其动机当然也并非真诚的理论商榷，而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全力阻挠当时国内方兴未艾、风起云涌的“预备立宪”和“国会请愿”运动。简而言之，攻梁启超是为了矮化立宪派、抬高同盟会，批立宪主义是要唱衰清末新政、为“排满革命”造势。

客观地说，梁启超以一当十，形只影单；同盟会声高气壮，略胜一筹。但同盟会将《新民丛报》的停刊和保皇会的改名全都当成论战的功劳，这自然不是全部事实《新民丛报》停刊的主要原因是梁启超事务繁杂，精力不济，致该报一再愆期，“定期出版的信用已失”。

而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康、梁“大喜欲狂”，认为保皇会宗旨已达，遂更名为帝国宪政会。不过，那场论战确实在很大程度上长了革命党和《民报》的志气，灭了立宪派和《新民丛报》的威风，扩大了同盟会及其“主义”在留学界、知识界的影响，则是不争的事实。

但值得指出的是，梁启超虽然坚决反对革命党的“种族革命”与“社会革命”，却并未完全否定革命的正当性。他的意思与陈文强差不多，就是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不要互相妨碍。一党向政府请愿要求立宪，一党预备军力以备将来革命。若实在是和平立宪不成，到时再暴力革命不迟。

正如大论战洋洋洒洒百万言，可核心论题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拯救中国。虽然因为人分两派、道分两途，但都认为国家现状不可维持、必须改变，也都认为中国应该有、也能够有一个较为良好的政体和政府。在方向和远景上。其实双方是相同的。

然而，处在论战中心的人们往往宁愿炫耀本党与他党之绝对不同，而故意将差异放大，将对立凸显，视之为“根本区别”，却将相同之处全忽略不计，或视之为细枝末节。

其实，要在论战中击败对手、取得优势，按照陈文强的判断。无非是扩大影响，然后再争夺资源的手段而已。同样是“海外上市的公司”，保皇党与同盟会却可谓是冰火两重天。比如，北辰在首倡革命的根据地檀香山，辛苦经营了多年，其间多有志士毁家纾难，卖房子卖地支援革命，才能勉强得到三万元；可是康、梁举手投足之间。就弄走了二十多万。

改良与革命，是当时中国前途的两大选择。均属“风险投资”性质。但“保皇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