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各种政治冲突和社会矛盾日益激化，革命形势逐步形成的一个历史阶段。在促使革命形势渐趋成熟的诸种因素中，连年的灾荒无疑是不能不加注意的因素之一。

1901年，“东南滨江数省，皆被水患”；1902年，山东境内发生黄河决口，四川发生少有之大旱，“灾民数千万”；1903年，直隶春夏苦旱，“麦苗尽枯”，浙江先潦后旱，灾歉几遍全省；广西有较严重的旱灾，因“饥荒已连绵多年”，发生了人吃人的惨象；1904年，黄河再次在利津两度漫决，山东被淹地区甚广，四川又一次发生大旱荒，“几有赤地千里之状”；1905年，云南大水，仅昆明附近就有“数万户灾黎仓卒逃生”，贵州镇远等三厅县，“秋收失望”……

1906年，几个省同时发生大水灾，湖南有饥民近四十万，长沙附近一次就“淹毙人不下三万”；江苏灾民达七百三十余万人，“每日饿毙二、三百人”；1908年广东大水灾，“灾黎几及百万”；1909年湖南大水，“统计各处灾民不下百余万人”；江苏大水，海州逃荒流民二十七万余，沭阴十一万余，赣榆八万余，全省可以想见………

“市廛寥落，闾巷无烟，徒死之余，孑遗无几”；“郊原坼裂，草木焦卷，几有赤地千里之状”；“粮食颗粒无收，百姓流离失所，惨不忍睹”；“饿殍相望，易子而食”；“生者鹄面立，死者鱼腹殓”……不看别的，单看这些清朝地方官奏折上的文字，便足以让人触目惊心，痛心疾首了。

连绵不绝的自然灾害，始终笼罩在早已因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箝制压榨弄得精疲力尽的中国人民头上，使他们本已竭蹶困顿的生活更加面临绝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风餐露宿、衣食无着的饥民、流民，无异于堆积在反动统治殿堂脚下的无数火药桶，只要有一点火星，就可以发生毁灭性的爆炸。

再者，由于灾荒而大量产生的衣食无着的饥民。为着解决眼前的温饱，求得生存的权利，纷纷起来直接进行“抗粮”、“抗捐”、“闹漕”、“抢米”等斗争，这种斗争成为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明显征兆，加速了满清封建统治的崩塌。

虽然从辩证的角度来看，灾荒会为革命的发展提供机会和条件。但革命党人能解决呢，无疑，如果要想成为执政党，穷困和饥饿就是摆在面前的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尽管这可能不是目前迫切的问题，但陈文强在翻看着各地复兴会支部，特别是国内的转来的各种社会情况的报告，却不得不产生很多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