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是清乡的军队纪律败坏。骚扰地方，藉捕盗之机行抢劫勒索之事。人民不堪其扰，纷纷迁避，反倒致匪势蔓延。情况恶化。

其三是缺乏当地士绅的有力配合。士绅或惧祸而匿避。或迫于官兵勒缴，以鼠窃狗盗之辈塞责，或诬良为匪。甚至有些乡绅与盗匪勾连，庇匪滥保，坐地分肥。劣绅庇匪又严重削弱了正绅缉匪的积极性，以致正绅不敢出头，劣绅把持公务的状况。

其四，勒缴花红成为官绅谋利的手段。反助长了盗风。真匪饱劫掠之资，平民受追呼之痛。勒缴花红由手段变成了官员清乡的目的，其结果是“广东盗风如故，广东之花红亦如故”。

最后一点则是严刑竣法下的滥杀进一步激化了基层社会的矛盾。本来重典治乱是不得已的非常手段，可清乡“就地正法”所杀者往往为鼠窃狗偷之辈，甚至是良民。于是“民不聊生，罔知死所为匪死，不为匪亦死，毋宁为匪而须臾暂缓乎？且势必负隅相抗，作困兽之斗”。

从表面上看，清乡不成功的原因是流弊所致。但归根究底，清乡所出现的流弊却如同朝廷推出的新政一样，是清末政权衰败的具体表现。吏治，军队，士绅的分化与背离，以及滥杀之中法律威权的失落，更多地显示出清王朝统治没落的深层原因。

对此种种，总督张人骏并不是不知道，只不过没有象陈文强认识得这么深刻而已。但陈文强讲得明白、透彻，也极有信心和决心，他也就想以此作为筹码，以保住自己两广总督的位置。同时，陈文强也给了他一个承诺或者是保证，“上海、琼州皆有大人安养之所，卑职愿以性命担保大人日后无虞”。

放权、集权，放权的是张人骏，集权的是陈文强。巡警总办、厘金局总办、清乡委员会会长、巡防营统领、民团教练处总办，再加上还在两可之间的制币局提调，陈文强可谓是集七职于一身，完全接管了清乡剿匪的诸项事宜。

而张人骏所给予的最大的经济支持在陈文强看来却是仿湖广例，官库银存入银行，官员俸禄等统由合资银行的钞票进行支付和开销，并可透支三十万元。也就是说，合资银行的钞票在两广也具有了官方货币的性质，再加上陈文强在商会中的能量，大范围流通已无阻碍。

钞票的发行虽然有准备金，而且现在应该是金银这两种贵重金属，但却可以实行部分准备制、最高限额发行制等，只要有信用支持，银行有一块银元，其实可以发行相当于两块银元的纸币，而超出的可以用外汇、商品、有价证券等物相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