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民蜂起，恐怕就难以控制了。”

联合阵线主导的革命军是纪律严明的，他们在光复的地区并不对放弃抵抗的满人实行屠杀政策。所以，广州、江宁、武昌等地并没有暴发大规模的种族仇杀的事情。但还是有革命军鞭长莫及的地方，比如西安。

西安的所谓革命党十之隶属哥老会，仇满情绪很激烈。于是，西安满城在一夕之间变为惨淡的兵燹场。但对亲历了那种惊魂荡魄情境的人来说，主义和信仰显然已经无法越过残杀，支持他们坚定地挥剑而立。

而在革命席卷之初，中国的满人、汉军和蒙古旗人都处在一种极度的被屠杀恐惧之中。各地满营不断有“被屠”的消息传开，谣言随之四起，说汉人马上要打进满城，见人就杀一个不留；又传说要把满人砍成肉酱。再不就杀来祭天。

当时，旗兵旗民皆以为大祸临头，许多人把家禽家畜都杀掉吃了，只待风势一变，自杀或殉义，每个人都觉得没有了生存的希望。广州满城在光复前也是人心彷徨。满族官员个个胆战心惊，街上的旗人走路都低声下气，不敢抬头。殷实绅商和旗人眷属纷纷迁逃，情状狼狈。南京旗城是同样的惨淡，传说革命军一到，就要把满人杀尽，以报清兵入关时屠杀汉人之仇。

当时随处可见的情形是：满族人天天全家哭泣，尤其是妇女，因为既没有缠足。服装又和汉人不同，更加发愁，纷纷向估衣铺购买汉人妇女衣服，打扮成汉人，还硬给十岁左右的女孩子缠足；男子也都改名换姓，充作汉人。

甚至在北京，满族妇女也放弃了原来引以为豪的发式，以免招惹危险。到使馆区要求庇护或就近寻找房子的人数也每天都在增加。而革命军在光复以后，自有安置旗人办法。每人可领一笔生活费用自谋生路；但由于恐慌，旗人此时大部分都已逃跑，更怕的是由此暴露旗人身份，遭汉人报复，因此几乎没什么人敢去领这笔款子。

“从广州到南京，还到了杭州。我是看到了革命军怎么对待咱们满人的。”增祺低着头，沉重而缓慢地说道：“临时政府的随员天天跟我讲清兵入关时的屠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讲着讲着，他便痛哭失声。我，我也——”

锡良听到增祺哽咽了。不由得闭上了眼睛，长叹连声。

“相对于祖先的罪孽，革命军不杀不辱，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增祺抹了下眼泪，说道：“为了满人不作无谓的牺牲，为了以后能抬头做人，我才来到东北，愿作说客。临时政府的抚满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