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气馁，在一个多月后的1902年2月8日，又于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每月一日、十五日发行。为此，梁启超做了大量工作：一方面大量查阅资料，购买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学习新知识；另一方面还要把获得的知识转化为文字，他每日奋笔疾书，经常是一天写五千多字。——这么说来，和如今的小说写手非常类似。报纸出版后，市场反应非常良好，立即引起了抢购热潮，发行万余份还不能满足需求，社会上更是盗印成风。

每日的劳累，在给梁启超带来成功的愉悦外，也给他增添了新的苦楚，那就是他的理想和思想：我们现在说到梁启超，除了说他是戊戌变法的领袖外，就该说他是国学大师了，而且他的学术成就也得到了后世的肯定。然而在20世纪的前二十年中，他一直非常热衷于政治，积极参与各种活动，办报、演讲、筹款、组党，一度出任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和财务总长。而此时他正好虚岁三十，“风云入世多，日月掷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而立之年却漂泊海外，以办报为业，无疑背离他远大的政治理想。这是让他非常苦痛的。

在办报写文章的过程中，梁启超大量阅读西方著作，思想逐渐发生改变，与老师康有为的尊孔保皇开始出现分歧。梁启超是典型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遥想当年，17岁就中举的梁启超到万木草堂拜会康有为，认为老康确实有两把刷子，便拜那时还不过是个秀才的康有为做老师。现在依然秉性不改，接连写了《释革》、《新民说·论进步》等文章，鼓吹革命破坏；又写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公开反对恩师的保教主张。这让康有为大为恼火，除了写《复美洲华侨论中国之可行君主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两封很长的信，专门讨论革命自立问题，驳斥弟子大逆不道的言论而外，甚至以“断绝”、“决裂”来威胁梁启超，来信有“大病危在旦夕”之类的言语，让尊师重道的梁启超惶恐不安。

“哦。”梁启超没有着急签收电报，而是拿起桌上的文稿，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圈改了几个字，递给马君武，“这是为本期报纸写的文章，你看一看，没问题的话，就拿去赶紧排吧！”

马君武接过稿纸，名字却是《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便一目十行地读了下去，读到最后，不觉大声朗诵：歌白尼地圆之学说出，而新世界始开；倍根、笛卡儿格物穷理之哲学出，而数千年来学界之奴性靡有孑遗，全欧思想之自由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