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语xìng命,以为尧舜周孔之道技尽于此,雕琢刻画,侮玩先王之法言,反甚于词赋。经文挂在嘴上,便可能有个好前程,廉耻、义命不大顾得上了。’可不同的是这些书呆子们一旦登上黄榜便立刻授官的。

想想这婿门可能都分不清南北,麦苗、韭菜都分不清的人去管理地方会是神马结果?在这种风习之下,士人的气质品格渐渐退化,心术rì坏。欺世盗名者愈出而愈巧,粉饰涂抹之术越来越jīng,而不知兵财政刑为何物。正所谓‘进焉而柔良,退焉而刚方,面焉而唯唯否否,背焉而戚戚喳喳,成焉而挟其所尝言以夸于人,不成焉而托于所尝料以议其上。’

为了解决这个“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的问题,也有许多政治家对考科都有相当深刻的见解,但很难统一起来。考试体制一直变换不定,可这种想求实而又难规范的考试搞得君臣都很伤脑筋。

宋前期,承唐旧制,设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学究等科目,通称诸科。宰相范仲淹诸人不满意,提意见。仁宗皇帝觉得说的不错,认为‘拘泥于声律词意,豪隽奇伟之士难以发挥;说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乱之原,才是博啊并于嘉祐二年增设明经科;到了神宗时,王安石认为少年闭门学作诗,等到他当官的时候还不通世事,这是摧残人才,所以提议改考经义、论、策。苏轼反对说,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由正人君子审好恶,才能选有德之士。如设个名目来取,是教天下人作伪。比如人人都可扮演孝廉。至于文章诸事,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用,就政事来说,则均无用;后来徽宗时蔡京又仿王安石搞“崇宁兴学”,且一度取消科举考试而从学校取士授官。如此办法虽然发展了教育,但从选人量才的角度看,却更加一律化,士子zìyóu发挥的余地更加狭窄了。

由于考试官学sè彩逐渐增加,又限制了创造xìng,士人一旦掌政,便要释放zìyóu意志,这与皇帝要求的“才”有一定的差距。而为了驾驭选拔上来的人才,对这些饱学之人,皇帝只得累任累贬他的官员,既用他们的‘才’,又得想法限制他们的权。这一套章法执行起来有时皇帝也很不耐烦,而更相信自己的眼光,这也许说明赵柽有当皇帝的潜质吧

其实到了杨时等人的地位,以及他们的见识和经历谁都知道科举就是权宜之计,实际上就是统治阶级统治的基本工具,其目的是要把天下人捆在官阶上,使他们少起异心,然后再将他们锁在一张牵制的网上,赵柽看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