袍子。作为首都的南京（后来袁世凯做总统，首都又改回了北京），居民对剪辫子认账，但却不知道总统是个什么东西，非要让他们说，他们只当那是新皇帝。而北京的居民连剪辫子都不认账，还编出了歌谣，讽刺剪辫子的人。北洋军的士兵，即使剪辫令是袁世凯下的，还是令几乎所有的人痛苦不堪。很多人辫子被剪掉之后，会郑重其事地包起来，留好，说是死后要一块埋进棺材里。南方的革命军士兵感觉好得多，脑后的辫子没有了，半短的头发，像今天的流行歌星一样，散乱地垂在脑后。而在更广大的内地，很多农民至少在1912年这个民国元年，其实不知道天已经变了。那里的县官，还是穿着清朝的补服在升堂议事，照样让人下跪、打板子，无论小脚还是辫子，都依旧保留。

中国变民国了，但民国的新气象却不多。政府还是那个政府，商铺还是那些商铺，学校也还是那些学校。整体上社会的秩序，却有点乱。很多百姓都说，没了皇帝，就没有王法了，那么做点出格的事儿，也就没有人管了。那些原来对清朝的覆灭无动于衷的官僚，在清朝灭亡之后突然发现了前朝的好处，迫不及待开始怀旧，平地里冒出来一堆遗老遗少。但是，清朝回不来了，帝制也回不来了。中国，只能挂着共和国的招牌，沿着共和国的道路往前走，再艰难也得走。在这条路上跋涉，从一百年前的那一天，1912年的1月1日，就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宿命。

第一篇 皇帝的家事 第14章有一种抉择叫退位

末代皇帝的命运都很惨，但在清末帝溥仪看来，他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这样的命运，从1912年2月12日他退位那日起，就已经命中注定了。那年的溥仪年方六岁，除了吃喝拉撒和玩耍，什么都不知道。决定清朝命运的对话，在他的记忆中，只是隆裕太后跟一个矮胖的老头之间的哭哭啼啼。

皇帝退位的决定，是隆裕皇太后做的。而退位诏书，是晚清最有名的状元张謇的手笔。几百字的退位诏书，只说了三件事：第一，为顺应民意、避免战乱，宣布退位；第二，结束帝制，建立共和立宪政体；第三，由袁世凯组建临时共和政府。最后一条后来有好些人不满，认为一个垮了台的太后还要指定人组织政府，带有授权的意味。但是，尽管袁世凯也承认自己做总统不是清帝的授权，而是民意的归向，但加上这一条，对于当时的他而言绝对不是没有意义的。不管怎么说，在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帝制传统的国度里，这对自己的合法性大有裨益。

包子没有从天上掉下来的。清帝的退位，实际上是独立各省的革命党和立宪党人与袁世凯联手促成的。甚至连不买南北和谈的账，执意要单打独斗，到处扔炸弹的北方革命党人，也有份儿。如果不是他们炸死了最有用的满人宗社党干将良弼，满人亲贵怎么可能远的跑到大连、青岛，近的躲进天津租界，上朝时，让个隆裕呼天不应，呼地不灵。如果不是他们袭击了袁世凯，袁世凯怎么会有借口躲起来不见，让自己的亲信赵秉钧和胡惟德两个出面成天逼宫。

其实，武昌起义之后，接手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倒真的没像人们说的那样，成心要做王莽和曹操。他的如意算盘，无非是维持君主立宪体制，皇帝虚位，自己当家。为此，他逼走了当年逼他走的摄政王，让隆裕临朝称制，领着一个六岁的小皇帝做君主，虚位的君主。可惜，这样的算盘，独立各省无论如何都不肯同意。即便是很有实力的立宪党人，已然革命了，也没觉得没有皇帝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此前倒行逆施的满人亲贵，已经失去了他们的信任，顺势过一把“最先进制度”的瘾，也不是什么坏事。面对如此多的独立省份，袁世凯自然也没有信心荡平叛乱。况且，人家已经给足了他面子——只要他反正，就是中国第一华盛顿，世界第二华盛顿。

亲手在退位诏书上盖上玉玺，办完王朝火化手续的隆裕太后，其实是一个可怜人。长得太丑，跟西太后关系又太近，一生都不招光绪皇帝待见。做了清朝最后一个临朝的太后，却似乎只是为了替小皇帝办退位手续。而她自己，也不像后来某些史家说的那样识大体。当时最强硬的满人亲贵，所指望的无非是一个冯国璋。而冯国璋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听袁世凯的。隆裕的妥协是无可奈何，她担心如果再不妥协，恐怕退位的优待条件都没了。毕竟人家答应了保留皇家财产，还可以躲在宫苑里做小皇帝，每年还有四百万两的岁费（后来其实一个子都没给）。输光了的时候，剩条短裤也是好的。隆裕最后用玉玺的时候，哭天抢地对赵秉钧和胡惟德说的，就是让他们拿出良心来，千万保证他们娘儿俩的安全，保证优待条件的不落空。当然，背后操盘的袁世凯，是乐意给他的前主子一点优待的，毕竟他要面对他过去的同僚，面对北方保守气氛浓烈的民意。即使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真的革命了，也没有像过去在宣传品上说的那样对满人赶尽杀绝，能放手也乐意放手。后来孙中山进北京，还见了隆裕和摄政王载沣，彼此握手言欢。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的终结，从本质上讲是被赶下台的，但下台的过程，却是一场谈判后的妥协。对于某些特别激进的革命党人来说，这样的妥协多少有点难以令人满意，留了一个帝制的小小的尾巴——共和政府总统以外国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