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课的学生不买这本书（专项指定参考书），考试就无论如何不能及格，从老师手里买书还不能打折，也不许买老生的旧书。一学期一学期地这样卖下来，时间虽说长点，但总可以把成本收回来。当然，如果该学者有点来头，能到处“走穴”办班讲课，卖书就无需这样劳神，找个大点的国企，老总一句话，成百上千册的书就销掉了。至于领导的书，如果他真的想卖的话，当然更容易，有那么点意思，下面的人就给你办了，想卖多少都没有问题，本系统内就可以消化。生平所见最好卖的书，是税务类的读物，只要是专门出版社出的，摊下去，有一本卖一本。依权卖书，书肯定能卖出去，权大大卖，权小小卖。

这样的书卖出去了，但没法保证人会看。除非强逼着人家考试，而且专考你书上的内容。这样就太过分，即使开课的学者，一般也不会如此霸道，只要学生买了他的书，参考不参考的，他也就不在意了，到时候闭着眼睛给分就是。

太阳底下没新鲜事，依权卖书，古人也干过。据清人记载，至少有两个清朝的官员，也利用手中的权力强销自己的著作，一个是祁寯藻，一个是徐松。后者名头不大，但前者可是大大的有名，官拜一品，位极人臣。当日太平军起义，清朝上下束手无策，到处传败绩，只有湘军还能打几个胜仗。咸丰皇帝一高兴，就要赏给曾国藩湖北巡抚的实职。祁寯藻在旁阴阴地说，曾国藩不过一在籍侍郎，犹匹夫也，一匹夫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恐非朝廷之福。结果活生生把咸丰说得转意了，使得湘军的发展受限制了好些年，当然，太平军被打平也就晚了好些年。此公在北方，由于官做得足够大，即使在民间也很有名声，闹义和团的时候，有的地方的坛口还有供他神像的。

不过，像祁寯藻这样出馊主意的人，为自己弄钱可一点不含糊。在江苏学政任上，让诸生，也就是众秀才买自己的书。秀才买，渴望做秀才的童生们就更踊跃地买。一省的学政不仅管着秀才，而且还负责主持童生的进学考试（院试），通过了学政这一关，才能进学回家做秀才。无独有偶，徐松做湖南学政也比着来，让秀才们买自己的著作。只是，江苏地方富裕，人乖巧，买几本学政大人的书没什么大不了，买就是。可是湖南人倔人多，学政卖书的事被反映上去，都老爷（御史）一纸弹章，徐松的乌纱帽就丢了。其实，徐松还真是个不错的学者，所著边疆史地的著作是有分量的，尽管卖得有点强人所难，但买来之后还是可以看看。而祁寯藻的书，无非高头讲章，读不读都没有什么大意思。

写书是个雅事，但写了之后强人去买，就变成恶事丑事了。说起来，这样卖书挣的钱，比起从其他名目弄钱还是小数目，但无论古今，只要有人这样做，还是觉得恶心。为什么呢？有辱斯文。其实，清朝两个依仗权力卖自己书的人，似乎都不是贪官。祁寯藻的家我去看过，不过是一片比寻常百姓家稍好一点的平房。祁寯藻自己说过，他们家乡山西寿阳就是有经商的习惯，新妇入门，给十斤棉花，让你自己织布去卖，辗转生利，以后就不再给你买衣服了，全凭自己。妇人织布卖，作为爷们，写书当然也得卖，不卖，不是白写了吗？不过在那个时代，做依权卖书的买卖，风险还是挺大的。祁寯藻命好，如果当初被人揭发，也许后来就做不了那么大的官了。

第二篇 官场戏与梦 第8章特权的庄稼

在清朝，满人基本上是吃穿不用愁的，因为他们有铁杆庄稼，男的生下来有粮饷，女的也有脂粉钱。武力不是特别强悍的满人，入关之后陷在汉人的汪洋大海里，多少心有点虚，刻意保持满人作为武装集团的特质，不让他们生产，只许当兵，多少也是有道理的。但这样一来，就必须养着满人，也包括蒙军和汉军八旗。

八旗的供给，是按级别给钱粮。按说，即使按最低等级的步兵，每月一两五钱银子，两斗半粮食，再加上其他的补贴和给家属的钱粮，依当时的物价，生活肯定没问题。同样吃粮当兵，绿营的士兵比八旗兵的粮饷差不多要少一半，人家不也活了嘛。如果官做得大一点，不仅薪饷多，而且额外的好处也多。当初八旗兵进关，大量圈地，每个兵丁都有六垧地，只是后来经营不善，先后卖掉了。但大头目由于庄田较多，还有剩余，雇汉人租种，可以按年收租。有的还有另外的差事，比如漕运总督衙门的各种差事，各地海关和常关的监督，以及北京城里疏浚沟渠这样的美差，都是铁定的旗差，非旗人不能担任。其中，广州的粤海关的监督，以及北京的崇文门税监，是两个最大、最肥的美差。

崇文门税监是北京城税务的总机关，设正副监督各一人，每年更换一次，由各部满人尚书侍郎以及各旗的正副都统兼任，几乎是人人有份，但绝不能连任。这种职位原本就是给满人大员好处的，自然得利益均沾。当年的崇文门税监管十几个税局，油水最大的是卢沟桥、东坝和海淀三关。后来通铁路之后，作为火车站的正阳门关变得重要起来，成为仅次于总部的大关。每个兼任正副监督的人到任时，仅仅第一天去机关点个卯，然后所有的事务都委派给两个总办和两个帮办，这都是正副监督的私人关系，各举两个。其他所辖税关的负责人，也都是这些满人大员的亲朋好友。在总税务司成立，洋人接办所有海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