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作也快不了。都说俄国人性子最急，但苏联时代，那里的人们对于等待最有耐心，短缺经济，到处都在排长队，大家见着队就排，不管买什么，买到了就好。直到苏联解体，去那里的中国人，还一直赞叹俄国人有素质，这个素质，就是人家排队的耐心，也就是等待的耐心。

说中国人没有耐心，显然不够精确。但部分国人对于排队等待，的确不大能遵守秩序。比较牛一点的人，是走后门，利用特权或者熟人关系，不用等待或者减少等待时间，抄到前面去。比较差一点的，是直接插队。在中国，无论是人的队还是车的队，都有人插。这样的插队，如果排队的人要干涉制止还不行，弄不好就会打起来。插队的人往往理直气壮，面对你的抗议，面不改色心不跳，该骂就骂，该打也绝不手软。哪怕直接插到你的面前，你都不能说什么。在他们看来，只有负责维持秩序的警察有资格管他们，别的人，还是请你闭嘴。如果是汽车插队，那就更是无法无天，只要没有警察，每次都是横着往里挤，别的车只能让他们，不让，就会碰车，碰了车，反正大家都麻烦。想要打架，人家也不怕。在我的经历中，凡是碰上这样插队加塞的车，后面的车一般都是让。一次我问开车的师傅，即使碰了车，明明是你有理，他负全责，你为何要让他？师傅长叹一口气说，这年头，不都是有理的让着没理的吗？

如果中国的等待逻辑总是有理的让着没理的，一些不想等待的人利用特权或者霸王硬上弓，侵占别人的时间，让别人多等待，那么，这个世界就没有起码的公平和公正可言。现代社会，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机会，这样的逻辑，就是公然地抢夺别人的金钱和机会。抢夺了，还不知羞愧，理直气壮。

当然，这样的逻辑还易于引发社会秩序的紊乱。如果等待时人人都能自觉排队，排在后面的人，大概什么时候可以轮到自己，是可以预期的。但插队的多了，尤其是从里面走后门的多了，这个预期也就没有了。没有预期的等待最易引发焦虑，焦虑多了，愤怒和恐慌随之而来，如果愤怒恐慌变成了某种可以传染的集体行为，那么排队的秩序也就彻底瓦解了。世界上好些地方的踩踏事件和群体性骚乱，都是由于秩序失控引起的。

等待不可怕，可怕的是社会缺乏等待的秩序，而秩序的建立，要有起码的公平和公正。执法者要公正，维持公正；公众也要公正，维持公正。

第四篇 再谈国民性 第7章假辫子和官话

清朝最后十年，清国留学生去日本的最多，因为一来成本低、手续简便，连签证都不要，买张船票就去了，船票又不贵。二来，中国人认为，留学是为了学习西方，日本人学西方学得最好，有现成的经验，我们只需要把这经验学过来，就万事大吉，省事省力。去日本留学，变服饰没有问题，日本的和服多少有些唐人的余韵，让穿惯了满人“胡服”的汉人留学生，还感到有些亲切。学日本学生穿日本校服，或者学日本官员穿西装，都没有问题。因为清朝的体制对人们穿什么没有明确规定，有这个空子可以让留学生们钻。但是对于脑袋后面的辫子，就不一样了。对于汉人来说，那是归顺的象征；对于满人来说，则是国族的标志。所以，刚去日本的留学生们，虽然一下船就感觉到了辫子的尴尬，但多数不敢轻举妄动，只能像鲁迅说的那样，把辫子盘在头上，扣上帽子，隆起一座富士山。

隆起一座富士山，依然掩不住辫子的存在。进澡堂洗澡，要遭日本下女的嘲笑；走在街上，也会被一群小孩子追在后面骂“强强”（日语，猪尾巴的意思）。当然，进了学校，也挡不住日本同学异样的目光。到了日本，尽管有官方的留学监督管着，但毕竟难免遭遇革命党人。革命党的宣传，关于民主共和的思想，倒未必能听进去，反满的主张肯定是易于入耳的。甚至那些官派留学日本学军事的，也照样听得进去。好多日本士官生回国之后倒不见得还想革命，但在日本期间，好多人都接近革命党。个中的奥妙，很大程度上在脑袋后面那根辫子。已经实行西式改革的清政府，迟迟不肯放弃辫子，依旧把有无辫子作为政治正确与否的象征，实在是大失策。要知道，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人的辫子就是一种落后、愚昧而且丑陋的象征。把辫子说成猪尾巴(pig tail)，其实是西方人的发明，日本人不过拾人牙慧而已。

不过，清国留学生回国之后，脑后就不好这样空着，无论做官、为军还是做公办学校的教师，都得买条假辫子。回国没了让人嘲骂的环境，而且饭碗要紧，所以上班公干或者参加典礼的时候，不管真假，脑后都得垂条辫子。当然，各级长官也都知道这些人的辫子是假的，但没人说破，更没有人揭开帽子看看。只有少数有真辫子的同事，总是在背后嘀嘀咕咕。也有一班儿街上的闲人，就像现在喜欢追究女星胸的真假的人一样，指指戳戳。现在是发现一个隆胸的兴奋半日，当初则热衷在男人脑后找蹊跷。其实，找了、说了也白搭，因为即使个别人告到衙门，衙门也从不纠治。

其实，既然学习西方，西方的价值观、审美观就必然要进来。在乡下，已经习惯了留辫子的农夫农妇，也许依旧以一根油黑粗亮的辫子为美，但城里人，尤其是能接触到西方文明的人，早就变了。自古以来，政治的道理总是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