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矩，拿镖局里的“客人”。

干镖局行，就是吃黑白两道，两道都得有人，有人就畅通无阻。但是，这行在晚清却遭遇了另外的难题。首先是洋枪，尤其是后膛的快枪出现之后，让镖局遇到了新问题。以前，讲不通可以打，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都没话说，但对方如果有快枪，一声枪响，这边就不行了，再好的身手，都是白给。绿林好汉还好说，都是道上的弟兄，碰上专门跟镖局作对的杂嘎子，就麻烦。所以，镖局很快适应时代，也开始练枪，镖师们人手一支短家伙。好的镖师，不再单单武艺高强，枪法还得好。但是到了闹义和团的时候，洋枪却成了麻烦。当时，北方的城市满大街都是义和团，人家人多势众，说了算。人人都知道，义和团不喜欢洋玩意，洋枪除外，但可有一条，只许他们用，不许别人有。镖师们走镖，又不能不带，带上了，不碰上义和团还好，碰上了，弄不好就要检查，查出来洋枪，轻则搜走没收，重则给你上黄表，判定你是好人坏人，黄表烧了，如果灰不往上飘，你的麻烦就大了。就算不杀你，单单搜走枪支，这个镖也没法走了。

现代化对镖局的另一种冲击，是轮船和火车。随着这两种交通工具越来越发达，银行、钱庄和商家的银两，不再用笨办法——劳驾镖局的独轮车了，而是走轮船和火车，又快又保险，运的量还大。劫火车的匪徒，在晚清还没问世。再到了后来，连官府和官员的银子，也走了现代化的捷径。不仅镖局没有了传统的用武之地，连票号也没了生意。于是，进入民国之后，镖局就基本上歇了。

第四篇 再谈国民性 第11章当年的西医之困

近代基督教四下传教，西医是最好的敲门砖，只有在中国例外，因为中国自己有医生。而且中国的医生，不是下九流，而是正当职业。好些儒者也深通医术，读圣贤之书，做朝廷的命官，顺便给人抓方看病，也是常有的事。当然，只读了汤头歌就敢给人看病的庸医，也从来都有。不管怎么说，古代的中国不缺医生。所以，当年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士们进入中国，选择的是做西儒，以读书人的身份进来，用儒学的语言，借西方的科技用品，比如三棱镜，来打动中国的士大夫。不用说，这种做法，一时间很是奏效。

不过，到了清代，由于罗马教廷的顽固态度，中西之间的礼仪之争，使得这种“西儒”传教法风光不再。再次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们，还只能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老法子，以医行教。最早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大多是医生。不管有多少人只信中医而不信西医，但是，传教士们却只能固执自己的医术，像姜太公一样，等着患者上门。

好在，再次来到中国传教的传教士们，已经由他们的政府打开了中国的政治大门，不用过分担心被中国人以武力驱逐。西医的敲门砖不够合适，但一时半会儿，也只有这个能用。等到传教士们再度想起利玛窦的高招，已经是19世纪末的事了，即便如此，天主教的神父们也坚决不肯，肯的都是新教中人，像李提摩太、林乐知这些人，再度跟中国的士大夫交朋友，成了维新志士的启蒙老师。

不管怎么说，传教士医生的出现，都意味着中国冒出来一些不一样的医生。只要有这样的医生存在，无论敌意有多深，不管门庭多么的冷落，总难免会有一些中医或者巫医都医不好的病人家属，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把病人送上门来。医治这样的病人，风险很大，获得名声的机会也大。19世纪的时候，西方的医药界好些药物还没有问世，风靡20世纪的抗生素当时连影儿都还没有，西医的看家本事不过是外科手术。尽管条件有限，当年的传教士医生在中国做的无非是些小手术，这样的手术依然使得他们赢得了两方面截然相反的名声。道理很简单，虽然当年送到传教士医生面前的病人，未必真的是不治之症，但手术的结果，依然只能是两个结果，治好，或者治不好。治好了，他们就成了可以起死回生、妙手回春的神医，被治愈之人很快就入了教，如果他碰巧是个士绅，那么整个一个宗族或者村庄都可能成了基督徒。一个双脚畸形的男童，被西医用石膏固定得以矫正，一个身患白内障的士绅被当众拨开白翳，睁开眼睛看见东西之后，传教士医生的声名马上就会传遍附近的城乡，为教会带来众多的信徒。由于中医在外科手术方面，实际上是缺门，有的中医治疗枪伤，非但不会把子弹开刀取出来，而且还浇上水银，希望水银把子弹自动化掉。所以，西医这方面的优势，就显得格外突出。当年中国人的体质，也很令这些洋医生震惊，如此简陋的设备、简单的消毒，手术完了之后，居然恢复得相当快。为凸显手术的效果，一个来自英格兰的传教士医生回忆说，他们在奉天行医的时候，碰到比较有把握的手术，甚至公开在大庭广众中做，以扩大宣传。但是，再好的医生，做手术总难免有失败的，更何况当年的手术条件那么恶劣。一旦这种动刀子割肉的手术失败，由此带来的恶果也是相当可怕的。当年遍布中国城乡的种种关于传教士的传闻，什么挖心取肝、挖眼睛做药之类，都跟传教士医生的失败的手术不无关系。当年的好些打教案件，都跟这种谣传有关，好些传教士医生也因此而丧了性命。在中国，凡是摊上动荡岁月，乱民打砸西医的医院，也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