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然词穷。房间显得越发逼仄，仿佛从四面压过来，像肾上腺激素飙升时的感觉。

“听着，”我重复道，“我需要这么做。”

我说话时躲开她的眼睛，手仍然放在她的腿上。我不知道如果她拒绝我该怎么办。

她从椅子上站起身。我长出了一口气。她走到床边，犹豫了片刻，然后背对我躺下。她默许了。

要命的是，忽然间我竟没了心情。我的意思是，和这个让我央求她的女孩一起躺下？我是个伊战老兵。她算什么？

我呆坐了一会儿，但在这个房间里除了躺下也无事可做。

我在床的另一侧躺下，从后面靠近她的身体，下身贴着她的臀部，右臂搂住她的腰。一股暖流从她流向我。和见面时一样，她最初有些紧张，随后逐渐松弛下来。似乎我不必再强行抓着她，我们更像是有默契地贴合。我也放松下来，似乎全身上下的棱角都消融在她身体的暖意中。她的臀部，她的双腿，她的头发，她的脖子。她的发梢透出柠檬香味，后颈散着淡淡的汗味。我想在那里吻下去，我期待她皮肤的咸味。

有时处理完尸体，我会揪起自己身上的一块皮肉，再拽一下看着它拉伸。我会想，这就是我，不过如此。但也不是总那么糟。

我们就这样躺了大约五分钟。我一言不发，只是把头埋在她的发丛中，呼吸。猫跳到床上，先是围着我们转，然后在她头旁边趴下，注视着我们。瑞秋开始用平静的声音讲述它的故事——养了多久，最初从哪儿来，它的趣事。因为讲的是开心事，她滔滔不绝，我很开心能听到她这么自然地说话。我聆听着她的声音，感觉她的呼吸。等到她再没故事可讲，我们继续躺着。我想，我们还能这样待多久？

和她贴得那么紧，我担心自己会勃起。我想吻她。屋子里只有我和她两个人，但我知道她不需要我。在我和她的世界里，我微不足道。我感觉自己灵魂出窍，浮在上空俯视我们，看着我身体里燃烧的渴望。如果我钻回自己的躯壳，我会开始乞求。

我翻过身，面朝天花板。猫也站起身，走到床头板前蹭起来。瑞秋翻身对着我。

“我得走了。”我说，尽管我并没有其他安排，也无处可去。

她问：“你回来待多久？”

“不太久，”我说，“就是见见家里人。”

我隐隐想说些会刺痛她的话，比如告诉她拉斯维加斯的那个女人。但我只是说：“见到你真好。”

她说：“是的，真好。”

我坐起来，脚搭在床边，背对着她。我等待着，希望她再说些什么。猫跳下床，走到食盆边嗅了嗅，然后转身离开。

我站起身，头也不回地出了门。我走上台阶，穿过后院，竭力不去想任何事。但我的努力只是徒劳，于是我使劲回忆那个拉斯维加斯女人的名字，仿佛那名字能像咒语一般保护我。

那个三十八岁的女人显得极不情愿。但我差不多能肯定我对她做的事不算强奸。她没有抱怨，从没说过“不”，也没有反抗。她一个字也没说。开始几分钟后，她甚至配合着我机械地摆动起臀部。那晚她烂醉如泥，很难看出她到底想怎么做，但如果她真的不情愿，一定会说点什么来阻止我。

多数海军陆战队员在周五晚上找女伴过夜时不会在乎她醉得多厉害，也不在乎她是因为真心喜欢你，或是不讨厌你，或只是害怕你。至少我认识的人都是如此。大学兄弟会的那帮家伙多半也不在乎。从瑞秋家回来的路上，这件事开始困扰我。

回到家我一直沉默，晚上和高中朋友喝酒时也一言不发。他们和我关系一般。我在高中没有特别要好的朋友，我的全部时间都给了瑞秋。但和他们喝杯啤酒还是蛮不错的。

整个晚上不断有高中同学走进酒吧，几乎成了一场同学聚会。我不住地想瑞秋是否也会出现，但她当然不会。我喝得有点高，忍不住想讲故事。

喝酒的人里有个大我几岁的家伙，他有一个表亲死在了伊拉克。我的第一反应是或许我处理了他的尸体。不过他在我去之前就死了。

那家伙是机械师，看上去像个富有同情心的人。他没有谈论杀死叛军的事，也没对我在伊拉克服役表现出过分的敬意，只是说：“一定很艰苦吧。”仅此而已。我已记不起他的名字，但当时几杯酒下肚，我把本想讲给瑞秋的故事告诉了他。

故事是关于我们见过的最糟的烧伤。没有必要从尸体烧焦或是残缺的程度来判断，它无疑是最糟的。

那名陆战队员从遭袭的车里爬了出来，但还是被车外的火焰吞没。军警队的战友将他的遗骸从现场的垃圾和瓦砾中捡回，送到我们那里。我们记录了他的伤情、身份识别标志以及缺失的部位。大火中残留的大多是常规物件。他左胸的口袋里揣着交战守则，尽管塑封已经融化，字迹模糊不清，但还是被防弹衣保护着。还有烧焦的战靴、狗牌和制服残片。腰包里无法辨认的塑料物品。钱包里融成一整块的信用卡和身份证件。头盔不在其间，他一定戴了头盔，但在搜索过程中遗失了。

有些我们处理过的尸体带有很私人的物品，比如超声检查图或是自杀遗书。这具尸体上什么也没有。

然而，他的两只手各自紧握着什么。我们必须很小心地将掌心里的物件取出来。G下士左手，我右手。“小心，”他说，“小心，小心，小心。”他是在对自己说。

整个过程中，我尽量不看死者的脸。我们都这样。我把注意力集中在死者手上，以及里面的那个物件。私人物品对家属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