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战友面前高谈阔论，“事实是，一个陆战队员被抬回来，中弹时没穿防弹衣。原因是天太热了，在观察哨里他不想穿。我必须站出来，说出大家都说不出口的话。”

莱文是颈部中弹，防弹衣也救不了他。但我猜军士长和大多数人一样，都需要给死亡找个原因。每一起死亡都需要一个原因。我在普通人的葬礼上也看到同样无力的神正论逻辑。如果是肺病，死者应该是个烟鬼。如果是心脏病，死者必嗜食红肉。总需要某种因果关系——无论它多么微弱——来为死亡正名。仿佛从生到死的过程是一场规则严谨的游戏。宇宙遵从理性，上帝俯瞰众生，每个人皆为他手中棋子，他的手指深深插入世界的每个侧面。

派遣结束时，我们营有超过一百人受伤，共有十六人死亡。乔治·达贾勒是第一个。接着是罗杰·弗朗西斯·福特。约翰尼·安斯沃思。韦恩·华莱士·贝利。埃德加多·拉莫斯。威廉·詹姆斯·休伊特。海沃德·图姆斯。爱德华·维克托·韦茨。弗雷迪·巴卡。塞缪尔·威利斯·斯特迪。舍曼·迪安·雷诺兹。登顿·查希亚·藤田。杰拉尔德·马丁·沃伦坎普。让保罗·塞皮翁。尼古拉·莱文。然后是我们当时认为的最后一个，杰弗里·史蒂文·洛平托。

在回国的航班上我一遍遍默念他们的名字，这是为死者的一种祷告。我们落地、通关。我望着陆战队员们拥抱父母，亲吻妻子或女友，抱起他们的孩子。我不知道他们会告诉家人什么。不知他们能说多少，又有多少无法说出口。

我在国内最主要的任务是准备十六位亡者的追悼会。我苦苦构思令人满意的悼词。但我如何才能表达出那些死亡的涵义？我不知道。最终，我精疲力竭，只得写了一篇不会冒犯任何人的短文，满纸的陈词滥调。事实上，那倒是这种场合的完美演讲。追悼会的焦点不在我。最好是中规中矩，不引人注目。

追悼会后两个月，贾森·彼得斯伤重不治，死亡名单增加到十七人。探望过彼得斯的人都觉得那是件好事。他失去了双手和一条腿。炸弹烧掉了他的眼皮，因此他得戴着护目镜，每几秒钟眼前便会起雾。他的身体裹在一张网里，双侧的肾都已坏死。他无法自己呼吸，而且持续发着高烧。鲜有迹象表明彼得斯对所处的环境有清晰的意识，那些见过他的人一提起这事都愤怒不已。他的家人撤下了全部生命维持系统，请医生给他打上点滴，让他多少带些尊严死去。

随后的几个月乃至几年间，陆续有人死去。一场车祸。一名陆战队员休假时与人斗殴被捅死。

还有犯罪和涉毒的。来自阿尔法连[56]的詹姆斯·卡特与斯坦利·菲利普斯谋杀了卡特的妻子，将她肢解并试图藏尸，但他们挖的洞太小了。另一名陆战队员在吸食大量可卡因后在夜店扣响了他的AR15步枪，重伤了一个女人。可卡因让你感觉刀枪不入，我猜那些过度警觉的老兵一定喜欢这种感觉。然而，他们不会喜欢将面临的后果：被赶出陆战队，失去退伍军人事务部提供的针对创伤后压力综合症的健康服务。类似的事也发生在营里五六名陆战队员身上。有此前车之鉴，其他人开始改用尿检无法轻易查出的药物。

艾登·拉索是第一起自杀案例。他是休假时动的手，用的私人手枪。拉索死后，新到任的随军教士布鲁克斯向全营作了预防自杀的演讲。在演讲中，他声称美国的高自杀率全是罗诉韦德案[57]的结果。很显然，堕胎降低了我们的社会对于生命神圣性的尊重。布鲁克斯是众多信仰重生的牧师中的一员，他们来自松散独立的浸礼派教会，而非历史悠久的教会系统。助理告诉我，布鲁克斯讲完后陆战队员们开玩笑说，他们觉得我会在演讲当中给他一拳。

五个月后，艾伯特·贝林服药自尽。他和拉索均来自查理连。

一年后，第三次重返伊拉克的何塞·雷向自己的头部开了枪。

两年后，前查理连成员亚历山大·纽伯里出现在一场名为“冬日战士”的活动中，组织者是一个叫“反战伊拉克退伍军人”的抗议团体。该活动意在证明伊战的非法性。由于有我的旧营的陆战队员参加，我在Youtube视频网站上观看了大部分录像。作为嘉宾的老兵素质参差不齐。很多人语焉不详，缺乏说服力。而他们所抱怨的更像是战争普遍的恐怖，而非任何的不当行为模式。但纽伯里带了相机去伊拉克，他用照片和视频佐证他的讲述。他宣称虐待过伊拉克人，并且只是为了宣泄自己的杀气枪杀了其中一些人。他说博登上尉会在每名陆战队员首次杀人后祝贺他们，并告诉他们：如果哪个陆战队员首次杀人用的是刀，他回国时便能获得连续四天假期。听上去像是真的。

纽伯里翻过一系列的幻灯片，它们依次投影在他身后，然后他挑出几张照片，上面是两个被他杀死的人。他声称两人都是无辜的。他又展示了一段陆战队员向清真寺开枪的视频，谈起了执行“火力侦察”——他说他们会向居民区开枪，以挑起枪战。

录像下方的评论区满是反战者和人权支持者的留言。有人祝贺纽伯里敢于挺身而出，也有人骂他是败类。还有几条留言看上去来自陆战队员，甚至是同营的队员。“我就在那儿亚历克斯没把整件事讲出来。”“这家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混蛋。”“呜呜他们被迫要杀人他入伍时以为会发生什么他可是海军陆战队步兵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