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百个地方小头目争权夺利。而我当着所有人的面羞辱他。我告诉他：‘你觉得和我们作战会带来荣耀，但你的女儿落到我们手里。你和我们过不去，就是和你的孩子过不去。你得不到一丝荣耀。’他没有选择。我没看见他死去。我甚至从没见过他。我只是听到陆战队开枪将他射倒。他们告诉我，在那次短暂的自杀式冲锋中，他冲在最前面。”

“我已经明白了。”她说。

“但你无法接受，”我说，“我父亲也不能。他宁可我瞄准他们的脸开枪。在他看来，那要好得多。也更具荣誉感。如果我那么做了，他会为我骄傲。你也会更喜欢我。”

“我希望你什么也没做。”她说。

“我把一切都告诉了父亲。一句接一句的脏话。我说出的脏话。所有我在美国学到的，所有我从他那里学到的，所有他曾对我说过的，所有我能想到的。我能想到很多。”

“我已经明白了。”她重复道。这一次她的语气和父亲那天一样。当时他说：“够了。”但我并没有停下来，而是继续说出每一句秽语，每一个脏字。我替他诅咒也诅咒他，用英语、伊拉克语、现代标准阿拉伯语、古兰经阿拉伯语、贝都因俚语。他说：“够了，够了。”颤抖的声音中充满愤怒与恐惧。因为我站在他身前，冲他大声辱骂。他看不见他的儿子，而我——站在他身前宣泄自己的愤怒——也看不见我的父亲。

“你以为我会感到羞愧吗？”我对扎拉说。这时我又看见父亲，听见他在极度震惊下无法说出口的话。他双手颤抖，眼神黯淡。他的胡子已经花白。他看上去老了，饱经沧桑。我从没见过他这副模样。

扎拉问：“他的女儿们后来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

“每当我想起那个男人的死，”我说，“我就会想到那个热迹逐渐消失的孩子。”

我瘫倒在沙发上。我们再次陷入沉默。我想再添点炭，却觉得浑身无力。那晚骂过父亲之后，我去了Motel 6旅馆。母亲找到我并把我带回家。余下的假期里，父亲再没和我说一句话。

“好吧。”扎拉说。她顿了一下，看了看外面的街道。“所以……你想让我做什么呢？我该原谅你吗？”

“原谅我？”我说，“怎么原谅？为什么要原谅？”

“即使我原谅你，”她说，“这有意义吗？因为我是穆斯林？你觉得对于那个死在你眼皮下面的孩子有意义吗？”

我冲她笑笑。那孩子的死，我想，和我要说的根本沾不上边。那最多是别人的故事，我猜扎拉也心知肚明。

“我给老兵讲瞄准镜的故事时，”我说，“他们几乎都会笑。”

扎拉缓慢站起身，一脸愠色。我坐在椅子上没动。我仰头望着她，等待她的回应。尽管她从头到脚包裹得严严实实，她身体的曲线依旧动人。我脸上挂着微笑，愉快地看着她站在我面前，期待她的爆发，以及我心中随之而生的胜利感。一个人在生气的时候无法真正伤害你。愤怒会蒙住他的眼。不如像我在费卢杰那样，口吐谎言，高喊秽语，内心却冷静缜密，精挑细选每个词，以造成最大的伤害。

扎拉的爆发却迟迟不来。她只是站在那儿。某种我无法感知的情绪在她心里升起，她看上去不再愤怒。她退后一步看着我，若有所思。然后她抬起手整理了一下头巾。

“没关系，”她终于说，“没关系的。”

自从早晨在特别助理办公室里看到她，这是第一次我成为不安的那个人。她这一步棋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你什么意思？”我说。

她走近我，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她的触摸轻柔而温暖。虽然她神色平静，我的心却一阵狂跳。我抬头望着她，似乎她正向我传递一句神谕。那一刻的她散发出天堂的光芒。

“别担心，”她说，“你能讲出来我很高兴。”然后她走下露台的台阶，在尽头止步。她身前是一片榆树，还有南惠特尼街的劣质板房，里面住着校外兄弟会成员和少数不住宿舍的阿默斯特学生。她并不属于这里，我想。我也一样。

扎拉站在院子里，一动不动。过了片刻，她转身回望露台，我仍静静地坐在水烟旁。

“也许我们可以找个时间再聊。”她说。然后她轻轻地挥手，转身朝校园走去。

战争故事

“我已经厌倦了讲战争故事。”我的话仿佛不是说给詹克斯，而是说给他身后空无一人的吧台听的。我们坐在角落里的桌前，能看见酒吧的入口。

詹克斯耸耸肩，做了个鬼脸。很难猜出他什么意思。他的脸上密布疤痕与皱褶，我永远不知道他是高兴、难过、生气或是别的什么。他没有头发，也没有耳朵，因此，即使他受伤已经三年了，我还是无法直视他的头。不过，当你和人讲话时应该看着他的眼睛，所以我强迫自己与他目光相交。

“我从不讲战争故事。”他说，然后端起玻璃杯喝了口水。

“等杰茜和萨拉到了，你就得讲了。”

他紧张地笑笑，指了指自己的脸。“我能讲些什么呢？”

我喝了口啤酒，上下打量着他。“不必讲太多。”

詹克斯的故事不言自明。那是另一件让我感觉不自然的事，因为过去的詹克斯基本上就是我。我们俩一般高，在同样差劲的郊区长大，同时加入海军陆战队，都计划退伍后搬到纽约。所有人都说我们形如兄弟。如今看着他，就仿佛看着我可能的模样——如果当时是我的车触发了炸弹压板的话。他就是我，只是欠些运气。

詹克斯叹了口气，往椅背上一靠。“至少对你来说，那能让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