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扇窗子，又小又高，抬眼望去只能看见灰蒙蒙的天空。

　　窗子下面有一只倒地的架子，看上去像是摆放器具和药物的。玻璃瓶和各种器皿碎了满地，像一片黑压压的蚂蚁。俯身闻去，果然还残留着一丝酒精味。

　　薛队让我拿着相机对窗子和药架子反复照相，又对别人说：“把这间屋子看好，仔细提取足迹和指纹。”

　　看完现场回到队里，领导们对这件事也是莫衷一是：精神病院是民办的，而且刚刚成立没多久，很有可能是管理不善、设备不全导致发生火灾。那么这就应该算是安全事故，得追究医院法人及相关管理人员的责任；但也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人为纵火，同样不能小觑。可是别忘了，那间医院都是精神病人，如果是患者纵火，即使纵火者还活着，也无法追究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那么说到底，还是出在医院自身上。一条玩忽职守罪就能给管理者定性。

　　正在开会，薛队接到电话：医院法人已经逃逸。看来那位老兄已经心虚了。

　　依照薛队的指示，宋琦和我下午一直在医院附近走访，希望可以遇到目击者。我这也是新媳妇出嫁——头一遭，虽然有猛将宋琦带队，但基本也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在路上我就问他：“这玉川白天人就不多，晚上就更难找到什么目击者了吧？我看还是以调医院外的监控为主吧。”

　　“你懂什么？”宋琦说话从来都是直来直去，“医院外面马路上即使有摄像头，也都是交通探头，录的全是马路，能照到什么？”我说：“那就算咱们绕着山路开上半天，估计也碰不上几个活人，怎么取证啊？”

　　我还真错了。虽然医院地处偏远，游人稀少，但一路这么开车过来，我才发现医院门口的主路是连接市区和郊区的干道，而且道边有一些农家院餐馆和小工厂。宋琦带着我挨家挨户地进去走访，刚开始的几户都表示当晚没有人出去或者没有路过那家医院，所以没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但在折腾了一下午后，终于在太阳落山前让我在一个洗车店里找到了两个当晚路过医院的工人，而且他们的话让我们眼睛一亮！

　　他们说，昨天他们去市里进车蜡，回来路过医院时大概晚上10点，那时候他们特地往医院大楼瞥了一眼，发现里面漆黑一片！

　　漆黑一片至少说明存在一种可能性：停电。

　　之前说过，医院设备不完善，供电经常出现问题。那么停电之后发生火灾的可能性也是有的。我跟薛队汇报后，他沉吟片刻，说：“还是先去医院走访一下那几个幸存者吧。听说他们的状态都稳定了。”

　　我们驱车去了医院。路上我心里毛得不行，心想现场那些格外瘆人的尸体已经让我够呛了，这重伤员指不定恐怖成什么样呢。看来我这处女任务是相当严峻啊。

　　不过这位幸存者的状况没我想的那么严重，虽说也基本毁容了，脸被纱布和绷带紧紧包着，只露出双眼和双唇，但肢体还是完好的，被裹得像个粽子，四肢吊在病床上，鼻子上还插着好些管子。医生说他除了面部大部分烧伤外，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他第一句话就是：“我是医生。”我扭头冲薛队笑着：“这回好办了，这是大夫！我以为会碰见个胡说八道的病人呢！”薛队牛眼一瞪：“你怎么那么多废话！”我又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刘挚友。我是西北大学毕业的，37岁，你们可以去查。”他的声音沙哑缓顿，毫无音色可言，好在医院病房格外寂静，我支棱着耳朵才得以勉强听清。

　　然后他又报了身份证号和户籍地址。但他又说：“我的老家没人了，要不我也不会一个人在外面漂着。”薛队问：“你还有什么能证明身份的物品吗？”他指指床头柜上的一只手表：“那是我入院时戴的手表。别的东西就没有了，都被烧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