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些什么，一时手足无措了。

　　薛队拿出两张照片，分别是刚刚洗出来的之前两位伤者的照片。他敲敲他：“认得他们吗？”

　　对方鼻涕眼泪地仔细看着，指着第一位伤者的照片说：“这是几天前救助站送来的病人。”然后又仔细看着第二位伤者的照片，破涕为笑：“这是刘挚友！太棒了，他还活着！”

　　然后他就小孩子一样攥着第二张照片不撒手。“包得这么严实，你怎么认出来的？”我很纳闷儿。“那你就不要问我！”他唰地把照片扔到地上。这倒是有几分精神病患者的意思了。旋即，他可能也觉得自己有些失态，又问：“他们自己是怎么说的？”“他们都说自己是刘挚友！”“那多简单。刘挚友是医生，你们可以问问他医学常识，谁说得出来当然谁就是了！”我想起之前第二位伤者向我们侃侃而谈说起给病人换药的细节和与护士的对话，下意识地点了点头。“你还是给我们说说当晚着火的过程吧。”“当晚……”对方只是重复我的话，然后忽然从椅子上跌倒在地，浑身缩成一团瑟瑟抖动，口中不知所云，“着火……火光冲天，惨叫……跑……”他竟然开始吐白沫了。我记着笔录，正琢磨措辞呢，一见这架势，还以为他模仿当时患者们的反应呢，还笑哈哈地说：“行了行了，你不用学这么生动，说主要的！”

　　“癫痫！”有人说。我们一伙人七手八脚地把他控制住，让他缓病。癫痫俗称羊角风，是种很麻烦但不要命的病症。犯起病来哭天抢地、要死要活，但症状一过去基本又和正常人无异了，这位“方涛”同志也一样。可只要恢复过来，再一提着火的事儿，他马上又会发病。好像是孙悟空听到了紧箍咒，没几句就大口地吐白沫。薛队赶紧嚷嚷：“先不提着火的事儿了，别刺激他！”我会意，愣了一会儿赶忙道：“那你说说着火以后的事儿？”没想到这老兄抽得更厉害了，一巴掌拍到薛队脸上，薛队揉着脸上的“五指山”冲我吼道：“孙小圣你闭嘴！”折腾了一个下午，我们一屋子人满头大汗。最后薛队头晕眼花地说：“把他带走，去市里的精神病院给他做鉴定！我觉得这位是最不靠谱的！”

　　宋琦和王姐他们一直在当地派出所和区政府负责联系死者的家属。但让人感慨和吃惊的是，这几天竟然没有一名死者家属前来认尸。其实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全市精神病院里的病人，很多都是靠社会救助在疗养，很多在医院里待了多年都没有家属来探望，他们自己也没有回家的意识。有的人在里面病死、老死，家里人要么联系不上，就算联系上了也是听凭医院处理，连面都不会露。这些生前就被冷落在医院的人，死后仍是孤魂野鬼，颇让人唏嘘。

　　谈到尸体，薛队说：“第一个自称刘挚友的人说医院里有十个病人、两个医生，全是男性。如果除去那三个生还者，应该是九具尸体，可迄今为止只发现七具。那两个人失踪了？”

　　“失踪”往往能给人希望的错觉。公安机关办理的案件，但凡有“失踪”，就是凶多吉少。尤其是这种火灾案件，尸体八成是炭化在哪个角落了。我们都心照不宣地叹了口气。

　　我们又去医院找到之前那两个患者，分别给他们看了第三个人的照片。这次他们两人倒都给出了同样的答复：“他不是方涛，是个老病号，狂躁症，一直在我们医院接受治疗。”

　　我把第二位伤者的照片拿给第一位看，对方说：“虽然包得比较严实，但看身段和脑瓜的形状能认出这是前几天救助站送来的病人。因为行为像精神病，又没确诊，所以先到我们这里进行观察，准备几天后送到大医院。”

　　第一位看着第二位的照片也差不多这么说。

　　我们只能联系救助站的人员。他们来到医院后看了看，都说：“实在认不出来了。”

　　我问：“当时你们送的那个人是什么状况？”

　　工作人员回忆：“具体情况我也记不清了。我们是接到地铁站站务员打来的电话，说是有一个人在地铁里晃悠，不出站也不乘车，问他什么他也不答话，衣衫褴褛的，身体也很虚弱，感觉像是拾荒的。后来我们把他接到站里，发现他精神也不太正常，总是胡言乱语，自己姓什么叫什么却从来不说。我们怕再让他待下去会在站里惹出事儿来，就送到了医院想让他们观察和确诊一下。”

　　救助站的人什么都说了，什么都正常，但好像又什么都没说，什么都很可疑。可人家办事一切都符合程序，我们也不好再说什么，只能将第三个幸存者的照片登报，看看全城有没有认识他的人。

　　登报第二天就有人上门。该人称是第三个伤者的朋友。据他说，这个人确实是医院的医生方涛。我仔细观察这个人，身形高挑，五官清秀，眉间有颗痣；看样子很像知识分子。我问他：“你怎么称呼？”

　　“我叫沈京。”他话语铿锵，掷地有声。

　　“你是方涛的什么人？”

　　“我是他以前的房东。他没找到工作之前租过我的房子。虽然他没什么朋友，却是个挺好的人。据说他出来打工时，和老家的父母闹翻了，所以从没听他说过亲人的事儿，也没有他老家的电话。我也很久没见到他了。”

　　薛队将信将疑地看着他：“他租过你的房子，那你那儿一定有他的身份证复印件吧？把复印件给我们看一下，我们得对比一下。”

　　“警察同志，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