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特笑着把两个小男孩指给我看，这两个孩子看着象是儿童读物里说到的调色专家和博物学家。其中之一不要红颜色的麦芽糖，非要根紫的不可，另一个则双眼含泪，拒绝女仆想给他买的那只李子，后来以感人的语调解释道：“我所以挑中那一只李子，是因为它上面有个蛀洞！”我花了一个苏买了两个弹球。我满怀深情地瞧着放在一只木钵子里的两颗玛瑙球，闪闪发光，老老实实地监禁在钵子里；我觉得它们非常宝贵，一则是它们象小姑娘那样笑容可掬，满头金发，二则它们每个都值五十生丁。希尔贝特家里人给她的钱比我多得多，我希望她能把两个全买下来，把它们从监禁之中解脱出来。这两颗玛瑙球既透明晶莹，又象生命那样朦胧不清，要问我哪一个更美，我实在不想贬一褒一。可是我还是指着跟她的头发同样颜色的那一颗。希尔贝特把它拿了出来，看到上头有道金色的纹，吻了一吻，把这囚徒赎了出来，然后马上就把它交给了我，说：“拿着，它是您的了，给您，留作纪念吧。”

又有一次，正当我一心想看拉贝玛在一出名剧里的演出时，我问她有没有贝戈特谈拉辛的那本小册子，因为市面上买不着了。她要我把书的全名告诉她，我当晚就给她打了一份电报，把我那早就在练习本上画过不知多少次的“希尔贝特·斯万”这个名字写在封套上。第二天，她就把她找到的那本书用浅紫色的缎带扎上，用白蜡加封带给了我。“您看，这正是您要的那本，”她说，一面从她的手笼里把我给她的那份电报抽了出来。这封气压传递的函件昨天还不代表什么东西，只不过是我写的一张蓝纸，可自从投递员把它交给希尔贝特家的门房，有个仆人把它送进她的房间，就变成了这个无价之宝，成了她那天收到的一份气压传递的急件——那上面尽是邮局盖上的圆圈，邮差用铅笔添上的字迹，这些都是邮途完成的记号，是外部世界的印记，是象征生命的紫罗兰色的腰带，它们是第一次来赞许、维持、提高、鼓舞我的梦想，我连自己所写的稀稀拉拉，模模糊糊的字迹都辨认不出来了。

有天她又对我说：“您哪，您尽管叫我希尔贝特好了，可我还是叫您的教名。不然就太别扭了。”可有一段时间，她还是继续用“您”称呼我，当我提醒她的时候，她笑笑，然后编了一句象我们在学外语语法时除了练习用某个新词以外别无任何其他目的的句子，用我的小名结尾。当我后来回想我当时的感受时，我还有这样一个印象，仿佛我曾一度赤条条地被她衔在嘴里，不再具有象她同学们那样的社会身分，当她叫我的姓的时候，也不再具有我父母那样的社会身分，而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