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抛开不谈也是美的，这就满足了我们心中天生便具有而后来又被理性所打倒的唯物论，而且为美学的抽象充当砝码。

这幅水彩画，是一位少妇的肖像。她并不美丽，却属于一种莫名其妙的类型。她头上戴着一顶包头软帽，与帽沿上饰有樱桃红绸带的瓜皮帽很相似。两只手戴着露指手套，一只手擎着一支点燃的烟卷，另一只手将一顶纯粹为了遮阳用的果园大草帽样的东西举到膝盖那么高。她身旁有一张桌子，桌上有一花瓶，插满了玫瑰花①。这类作品妙就妙在它们是在特殊条件下完成的，而我们一下子弄不清楚。常有这种情形，这幅画即是如此。例如我们不知道一个女性模特儿那奇异的装束是不是化装舞会上的化装，抑或一个老头身着红大衣，看上去他故意穿上这件衣服以迎合画家的异想天开，可是我们不知道这是他的教授袍还是董事袍，还是他的主教披肩。我眼前的这张肖象画，画中人的性格叫人捉摸不住，原因是这是一位昔日的年轻女演员，半化装，而我不明白。她那短发在瓜皮帽下蓬松隆起。她那丝绒上装没有大翻领，中间是白色的硬胸。这瓜皮帽和上装叫我拿不准这时装是何时期之物，这模特儿是男是女。结果是，除了知道我眼前是画家最明快的一幅画以外，我什么也说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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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下两处则说花瓶中插的是石竹花。

这幅画使我感到的快活，又被担心所扰乱，我怕埃尔斯蒂尔又磨磨蹭蹭，叫我错过了那些少女，因为那小窗上的日影已经倾斜而偏低了。这幅水彩画上，没有哪一件东西可以简简单单地加以证实就算了事，之所以画出来，那是因为在这场景中有用。画衣着是因为那女子必须穿衣，画花瓶是因为有花。花瓶的玻璃本身就招人喜爱，似乎灌上了水，石竹花的花茎插在瓶中，犹如浸在与水一样清澈、几乎与水一样液态的物质中。女子的服装以独具一格而又令人感到亲切的魅力笼罩着她，似乎工业产品可以与造物主的奇迹相媲美，这些奇迹就和母猫皮，石竹花瓣，鸽子羽毛一样娇嫩，视觉接触时感到那样甜美，画得那样鲜艳。硬胸雪白，细如雪霰，那轻盈的褶皱呈钟形小花状，恰似铃兰的花朵，在房间明亮的折射光中开放。这折射光本身本来很强烈，但是正象花束会在被单上映出缕空的花朵一样，这光线也稍稍减弱了一点。上装的丝绒闪射着珠光，这里那里有什么竖起来，有什么撕碎了，有什么毛茸茸的，使人想到花瓶中散乱的石竹花。但是人们特别感觉到的，是埃尔斯蒂尔对一位年轻女演员的这身化装服饰会表现出什么样的道德败坏完全不在乎，对他来说，她会对某些观众那已经麻木或已经堕落的感官产生什么样的刺激，与她扮演自己角色的天才相比，大概更加重要。因此他反而着力于这些模棱两可的特点，就像着力于某一值得突出、他也极尽所能加以强调的美学成份一样。

循着面部线条看，似乎就要承认其性别是一个有点男孩子气的姑娘了。可是就在这时，那性别又消失了，再过去，重又出现，而暗示给人的，毋宁是这样的想法：这是一个女性化的、有恶习的、想入非非的小伙子。此后性别又逃走了，始终无法捕捉得住。目光中那种耽于幻想的忧郁，与属于花天酒地的阶层和戏剧界的那些细节形成强烈对比，这个特点并不是最不会使人心绪动荡的。此外人们会想，这是假扮的，着这身富有挑逗性的服装似乎主动送给人家去抚摸的这个年轻人，很可能觉得再加上点保留在内心的秘密情感、秘不告人的忧郁这样浪漫主义的表情，会更有刺激性。肖象的下方写着：MissSacripant①，一八七二年十月。

我忍不住叫起好来。

“噢，这算不上什么，是年轻时候匆匆画成的东西，那是给杂耍剧院②演出画的服装。是老早以前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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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塞克里本特小姐。《塞克里本特》为吉尔和杜布拉多于1866年创作的一部喜歌剧。剧中男主角男扮女装出现。

②杂耍剧院始建于1807年，位于蒙马特大街7号，第二帝国时代因上演轻松的喜剧及歌剧而名气大振。后来主要在这里上演通俗喜剧。普氏本人曾于1909年11月27日去该剧场观剧。

“那模特儿后来怎么样了？”

我的话先是叫他一怔，过了一秒钟，他的脸上现出一副毫不在意，心不在焉的表情。

“喂，快把那张画给我，”他对我说，“我听到埃尔斯蒂尔太太的脚步声，她来了。虽然戴甜瓜帽的那个年轻人在我的生活里没有起过任何作用，我向你保证，但是叫我妻子看见这幅水彩画毫无益处。我之所以保存这幅画，不过作为那个时代戏剧一个很好玩的材料罢了。”

可能埃尔斯蒂尔已经很久没见过这幅水彩画了。他向画注视了一下，然后将它藏起来。

“我必须只保存头部，”他自言自语地说，“下部画得太糟糕了，那双手简直是商人的手。”

埃尔斯蒂尔夫人来到，更要耽搁我们，我心里真难受。窗户的边边很快就成了玫瑰色。我们即使出门去，大概也要一无所获了。再没有看见那些少女的任何可能了。因此，埃尔斯蒂尔太太离开我们是快是慢，也再没有任何意义。她并没有呆很久。我觉得她特别令人生厌。小上二十岁，在罗马乡间牵着一头牛，她很可能是个美人儿。但是现在，她的黑发正在变白。她很普普通通，却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