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案件。他很少谈论这个案件，因为餐桌上只有他一人主张重审德雷福斯案，其他人都激烈反对，除了我的邻座。我这位新朋友观点常常摇摆不定。他对上校佩服得五体投地。上校被公认为出类拔萃的军官，他抨击在各种现实问题上的反军骚动，因而被认为是反重审派。我的邻座得知他的长官无意中透露了几个表明他对德雷福斯罪状有所怀疑的论点，得知他对比卡尔①很尊重。不管怎样，就这最后一点来看，说上校是相对的重审派是没有根据的，正如围绕一件大事总会产生种种莫名其妙的谣传一样。因为没过多久，上校负责审查原情报局长比卡尔将军时，对他的粗暴和蔑视是前所未有的。无论怎样，尽管我的邻座不敢冒昧直接打听上校的情况，但为了向圣卢表示礼貌，对他说——说话的语气就好象是一个天主教女信徒在告诉一个犹太女人，她的本堂神甫谴责过俄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赞美过某些以色列人的宽宏大量——上校对重审派，至少对重审派的某些观点，并不象人们所描绘的那样是狂热而狭隘的敌对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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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比卡尔（1854—1914），法国将军，1895年曾任情报局长，确信德雷福斯无罪，竭力主张重审此案。

“这我不感到惊奇，”圣卢说。“因为他是个聪明人。尽管如此，出生的偏见，尤其是教权主义迷住了他的眼睛。嘿！”他对我说，“迪洛克少校，就是我给你讲过的那个军史教官，看起来是完全赞同我们的观点的。再说，他不赞成我们的观点那才叫我感到吃惊呢，因为他不仅是一个高尚而聪明的人，而且是一个激进社会党人和共济会会员。”

出于对圣卢的朋友们的礼貌（他的政治主张实在叫他们受不了），同时也因为少校的其他事情更使我感兴趣，我问我的邻座，少校是不是真的把军史课讲得具有真正的美学价值。

“千真万确。”

“您意思指的是什么？”

“嗯，打个比方吧，您在一个军事报告里谈到的一切，哪怕是最小的事实，最小的事件，我认为从里面都可以发现思想的蛛丝马迹，这些思想常常互相重叠，就象在隐迹纸上写的字一样，你必须把它们理出来。这样，您才可以发现任何一门科学或任何一种艺术的大体情况，可以满足我们大脑的需要。”

“对不起，请举些例子。”

“这很难给你讲清楚，”圣卢插嘴说。“比方说，你读到这样一句话：一支部队试图……在你往下读之前，这支部队的名称，它的组成不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这次行动不是首次尝试，如果在同一次行动中我们看见又有另一支部队出现，这可能表明前面几支部队在上述战斗中已被歼灭，或者损失惨重，不能将这次行动进行到底。然而，应该设法搞清楚今天被歼的这支部队是什么样的部队。如果它是用来强攻的突击队，那么，一支战斗力比它弱的新部队就很难在它失败的地方获胜。此外，如果不是在作战的开始阶段，这支新部队就可能是拼凑起来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推算出交战的这一方还拥有多少兵力，他们的兵力可能在什么时候不如对方的兵力，这就使这支部队将进行的这次行动有了不同的意义，因为它如果不能弥补它的损失，按照逻辑推理，它的成功也只会导致它的全军覆灭。此外，敌军的番号也不是没有意义的。例如，如果这支部队的兵力比对方弱得多，但已经消耗了对方好几支重要部队的兵力，那军事行动也就改变性质了，因为它即使最终会丢失防守的阵地，但是如果用少量兵力就已经摧毁了敌人的大量兵力，那么能守住阵地一段时间也就是一大胜利。如果说，分析双方投入的兵力能使我们从中发现一些重要的东西，那么，研究阵地和阵地控制的公路、铁路以及阵地保护的后勤供应，也就更具有意义了。这一点，我想你是会明白的。应该研究整个地理背景，这是我起的名称，”他得意地笑着说。（的确，他非常满意地理背景这个提法，后来，甚至过了几个月，每次用到这个名称时，他总会露出同样的笑容。）“交战的一方正在准备一次行动，如果你读到它的一支侦察队在阵地附近被另一方歼灭，你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交战的一方是想侦察敌方的防御设施，以免敌方用来挫败它的进攻。对某一地方极其猛烈的进攻可能意味着企图攻占这个地方，但也可能想要牵制敌人，不想在敌人进攻的地方还击，或者仅仅是佯攻，用凌厉的攻势掩盖从这里后撤部队的真实意图（这种佯攻战术是拿破仑战争的传统战术）。另一方面，为了弄清一次军事行动的意义，它的目的，以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同时部署的其他配合行动，还要进行什么行动，就应该多多查阅国家军事条令，而不要轻信指挥部的公告，因为这种公告可能是为了迷惑对方，从而掩盖一次可能是失败的行动。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们总可以作这样的假设，一个军试图采取的行动，是根据现行条令的规定拟订的。比方说，如果条令规定正面攻击要用侧翼攻击作掩护，如果侧翼攻击没有成功，指挥部可以宣称它与正面攻击没有关系，不过是一次佯攻，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条令中，而不是从指挥部的公告中找到根据。每一个军不仅有它的军事条令，而且还有它的传统、作风和原则。此外，对外交行动的研究也不应当忽视，外交总是要对军事作出反应或采取措施的。一些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