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做的事到底出于什么动机，尽管表面上看来无可指责。男人谁不知道，如果一个要他供养的女人对他说：“我们不要谈钱”，这句话如果拿音乐语言来说，应该被看作一个“停唱的一拍”；如果她以后又说：“我很伤心，因为你经常不同我讲真话，我已忍无可忍了”，他就应理解为：“是不是有另外一个男人在供给她更多的钱呢？”何况这还是一个和上流社会的女人相接近的荡妇使用的语言。流氓说的话就更令人瞠目结舌了。但是，德·诺布瓦先生和德国亲王尽管不熟悉流氓，却习惯和国家站在同一个立场上；国家虽然伟大，但也是一个自私和狡诈的东西，只能用武力和利益把它征服。为了私利，国家可以杀人。而杀人也常常是象征性的，因为对于一个国家，在打和不打之间稍有犹豫，就可能意味着“灭亡”。可是，因为这一切都没有写进那些黄皮书①或白皮书、蓝皮书中，人民通常是和平主义者；如果人民参战，也是出于本能，出于仇恨和怨愤，不象国家元首，他们作出战争的决定，是因为得到了诺布瓦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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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国政府为晓之以议会和人民而出版的有关政治、经济和外交问题的文件集，也有的国家用白皮书或蓝皮书。

第二年冬天，亲王生了一场重病，病治好了，但他的心脏却已无可救药。“真糟糕！”他暗自思量，“得抓紧时间，再象这样拖拖拉拉，恐怕等不到当上学院的通讯院士我就呜呼哀哉了。要是那样，可就太惨了。”

他在《两个世界》杂志上撰文，探讨近二十年来的政治，多次用最肉麻的语言吹捧德·诺布瓦先生。德·诺布瓦先生去看他，向他致谢，还对他说他不知道怎样表达他的感激。亲王就象试用了另一把钥匙开过锁似地自言自语道：“还是没有找对”。他送德·诺布瓦先生出门时觉得有点儿喘不过气来，心里思量：“他妈的，这些家伙不等我死了是不会让我当院士的。得抓紧。”当晚，他在歌剧院邂逅德·诺布瓦先生：“亲爱的大使，”他对德·诺布瓦先生说，“您上午对我说，您不知道怎样表示您对我的感谢，我可要不揣冒昧地要求您兑现罗。”

正如亲王对德·诺布瓦先生的机智有高度的评价一样，德·诺布瓦先生对亲王的敏锐也有足够的估计。他立即明白德·法芬海姆亲王不是要向他提出一个请求，而是一个建议，于是他笑容满面，准备洗耳恭听。

“哦，您可能觉得我太冒失。有两个女人我一向非常爱羡，一个是我的妻子，另一个是约翰大公爵夫人，当然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待一会儿您就会明白的。她们不久前才来巴黎定居，打算永远住在这里。她们想举办几次晚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