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不得不正式服丧，于是决定提前一个星期去进行他本应接受的瘟泉疗养。三个星期后，等他从瘟泉回来（我提前说一说，现在我只不过刚刚给希尔贝特写完信），公爵的那些朋友当初明明看他作壁上观，继而眼看他成为狂热的反德雷福斯派，现在听了他的回答（仿佛温泉不仅仅对膀胱起了治疗作用），不禁惊得哑口无言。“噢，案件必将重新审理，他必定宣告无罪。”公爵回答他们说，“岂能平白无故判一个人的罪。您见过弗罗贝维尔那样的老蠢货吗？一个逼着法国人去屠杀（是指战争）的丘八！怪年头！”然而，在疗养期间，盖尔芒特公爵在温泉结识了三位迷人的女士（一位意大利公主和她的两个姑子）。公爵只听她们就自己所读的书和在娱乐场上演的一出戏议论了几句，便感到与他打交道的这几位女子才智超人，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根本不是她们的对手。正因为如此，公主请他去打桥牌，他倍感幸福。可到她的下榻处不久，他首先笼而统之对她讲了几句对反德雷福斯派有利的话：“怎么！再也没有人跟我们提那个了不得的德雷福斯重新审判的事了吧。”没料到公主和她的两个姑子回答说：“此事已迫在眉睫。谁也不能把一个清白无辜的人总关在牢里。”他一听，惊得目瞪口呆。“啊？啊？”公爵一开始就张口结舌，仿佛发现了一个怪诞的绰号，在这府上专门用来取笑一位他至今还以为机智敏捷的人。就好象在府上常听到有人朝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喊叫：“嗨！喂！儒儒特”。几天之后，由于怯懦和模仿的惰性使然，大家也都不明不白地是他真的无可指控！”三位迷人的女士觉得他转变还不甚快速，便对他稍加斥责：“说实在的，任何聪明人都不会认为他有什么罪。”后来，每当发生“无法招架”的事件，于德雷福斯不利，公爵便立即前来向她们宣布，满以为这下终可以改变那三位诱人的女士的观点，可她们听了却朗声大笑，以极其精辟的辩证观点，轻而易举地向他阐明了那类观点毫无价值，纯属无稽之谈。就这样，等公爵回到巴黎，他成了一位狂热的德雷福斯分子。诚然，我们不能断言三位可爱的女士在此事中没有起到真理传播者的作用。但应该看到，每过十年，总有那么一位充满真正的信念的男子，与一对智慧的夫妇偶尔相遇，或有一位娇媚动人的女子进入他的圈子，要不了几个月的时间，便可引导他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关于这一点，确有许多国家象这位真挚的男子一样行事，本来对某国人民充满敌意，可六个月后，一改旧的观点，推翻昔日的同盟。

有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没有再见阿尔贝蒂娜的面，加之德·盖尔芒特夫人也不能象我想象的那样与我对话，我便继续去看望其他一些天仙美人，去光顾她们的洞府，仙人与仙府不可分，犹如软体动物长出了珠贝或珐琅壳，或螺形贝壳塔，却又躲在里面，深居简出。我实在不知如何将这些太太归类，不过，此问题微不足道，且不说难以解决，而且也不值一提。说仙女之前，得先谈谈仙府。说来有那么一位夫人，每逢夏季，总在午餐后接待来访；骄阳似火，我往往不等抵达她的府中，便已被烤得放下马车的逢帘，此番滋味不知不觉铭心刻骨，难以忘怀。我以为自己出门是去“皇后林荫大道”①；然而却是参加聚会，对这种聚会，一个讲究实惠的人也许会不屑一顾，但实际上，聚会还未参加，我已心花怒放，犹如在周游意大利的途中，心旷神怡，那府邸从此便深深根植于我的记忆之中。此外，由于正值盛夏，且又在午时，天气炎热，那位夫人把沙龙的百叶窗全都关得严严实实的，她接待来客一般都在底楼那些宽敞的长方形客厅里。一踏进客厅，我开始时难以辨清女主人和她的仆佣，甚至连声音嘶哑，招呼我坐到她身旁去的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也看不清楚，她就坐在一把博韦产的安乐椅上，椅子上饰有“欧罗巴被劫持”的图案。接着，我渐渐看清了墙上那十八世纪的巨幅挂毯，一艘艘桅船，一朵朵蜀葵，赫然入目，我身处桅船之下，仿佛不是置身于塞纳河畔的宫邸，而是亲临茫茫海河之滨的海神殿，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宛如殿中的一位水神。与此有别的客厅不胜枚举，若要一一加以形容，恐怕难以止笔。这一例子足以表明，在我对上流社会的评判之中，往往掺入充满诗情画意的感觉因素，但在作总体估价时，却又绝对将其排斥在外，致使对某一沙龙的胜人之处作出最终评价时，我给打的分数没有一次做到准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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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巴黎塞纳河畔的著名漫步胜地，自协和广场至加拿大广场。

诚然，导致评判失误的原因远不止于此，但在我出发去巴尔贝克之前（我不幸再次去巴尔贝克逗留，也是我最后一次去那儿了），我无暇动笔描绘上流社会的情景，不过后面自会有其位置。这里暂且作一说明，我给希尔贝特写信，这似乎表明了我重又爱上了斯万家的人，个中的原因，除了那一站不住脚的理由（我生活相当轻浮，令人想起上流社会的那种男欢女爱）之外，奥黛特也可以添上一条，但同样毫无依据。迄此为上，我只基于上流社会静止不变的假设来设想上流社会对同一个人的不同观点：同一位夫人，昔日与谁都不熟悉，如今到谁的府上都畅通无阻，另一位夫人，过去地位举足轻重，现在却遭众人冷落，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