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每次聚会必到的劲头渐渐低落，但他却有增无减。由于他视力不断减弱，即使在巴黎，他也不得不逐渐减少晚间的工作。再说，他对新索邦学院没有多少好感，那儿，德国式的追求科学准确性的思想已经开始压倒人文主义。现在，他仅限于授课和考试委员会的工作；这样一来，他用于社交活动的时间就更充裕了，所谓社交，就是参加维尔迪兰家的晚会或参加这位或那位信徒激动得浑身发颤，为维尔迪兰夫妇举办的晚会。确实，有过那么两次，爱情险些促成了研究工作难以办成的事：把布里肖拉出小圈子。但是，维尔迪兰夫人“时刻防备不测风云”，并为了她沙龙的利益养成了这种习惯，她精心筹划，最终从类似的悲剧和表演中获得了一种毫无利害关系的乐趣，不失时机地挑唆他与危险人物发生纠葛，拿她的话说，这种危险人物善于“把一切整治得秩序井然”，“用烧红的烙铁往伤口里戳。”最危险人物中有一位普普通通，是布里肖的洗衣女佣，对付这种人，维尔迪兰夫人就更得心应手了。她经常光顾教授居住的六楼，每当她俯允拾级登楼时，总是洋洋自得，满面红光，她不费吹灰之力，便把那位无足轻重的女佣人撵出了门外。“到底怎么回事，象我这样的女性来您府上是您的荣幸，可您却接待那种女人？”女护主责问布里肖。布里肖永远忘不了维尔迪兰夫人对他的帮助。使他的垂暮之年免于落个卑贱的结局，为此对她日渐情深，而与这种旧情复萌形成反差的是，很可能是他自己造成的，女护主对一个顺从有余，肯定会对她俯首贴耳的忠心男子开始感到厌倦。不过布里肖与维尔迪兰家过从甚密，从而满面生辉，在索邦学院的所有同事中显得引人瞩目。他常给同事们谈起晚宴的盛况，因为从未有人邀请他们参加过，所以他们一个个听得入迷，惊叹杂志中经常提到他的大名，赞叹某某作家或某某声名显赫的大画家为他写书作画，为他专作的画像在画展中展出，对画家的才华，连文学院其他系科的教授也给予高度评价，可却无望引起他的注意，这位时髦哲学家的优雅穿著也令同事们赞叹不已，开始，他们错把他的这种风雅视作衣冠不整，直到他们的这位同事后来善意点拨，对他们解释再三，说在一般造访中，高顶礼帽可随意放置在地上，可若参加乡村晚宴，不管晚宴有多风雅，戴高顶礼帽也不适时宜，应换上一顶软帽，再配上无尾常礼服，那便大为增色。当小班人马钻入车厢之后，开始那几秒钟，我甚至都不能与戈达尔说话，因他透不过气来，这并非因为他快步奔跑以免错过火车的缘故，而主要是因为他惊叹自己竟如此恰巧地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