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钱落到另外一个人的手里，会激起他内心一种无法抑制的好奇心，引出他满口垂涎。就在这短暂的时刻里，他的神情，简直象一个在读儒尔·凡尔纳的小说的孩子，全神贯注，入了迷着了魔，抑或象一位晚宴上的食客，就在一家饭店里，坐在离您不远的地方，眼睁睁地看着有人为您切野鸡肉，可他却没有能力或愿意也要一份，于是便暂时把他严肃的思想抛开，目光死死盯住那只野禽，这样贪婪的目光，只有爱情和妒意使之微笑。

就这样，一天天接连坐车外出兜风。不过，有一次，我乘电梯上楼，电梯司机对我说：“那位先生来过了，他留下一个口信让我转告您。”司机对我说这句话时，声音微弱发颤，冲着我咳嗽，溅了我一脸唾沫星子。“我伤风厉害！”他接着说，好象我自己看不出来似的。“大夫说我是百日咳，”说着，他又冲着我咳嗽啐唾沫。“您别说话累了身子，”我态度和善地对他说，这种神态是装出来的。我害怕染上百日咳，万一得了这种病，再加上我容易气闷，那可要我的命了。但他反炫耀起来，象一位不愿意戴病号帽子的强者，嘴仍不停地说着，唾啐着。“没事，没关系，”他说（对您可能没关系，我想，但对我可有关系）。“再说我马上就要进巴黎了”（好极了，但愿他走之前别把百日咳传染给我）。“听说，”他又接上茬，“巴黎漂亮极了，比这里，比蒙特卡洛都漂亮得多，尽管有一些跑堂的，甚至顾客，还有领班，他们都去蒙特卡洛度假，他们常对我说，巴黎比不上蒙特卡洛漂亮。他们可能弄错了，可是，作为领班，他不应该是一个笨蛋；要掌握所有的定单，保证客饭供应，得有头脑才行！人家告诉我，这比写戏写书还厉害呢。”眼看着就要到我住的那层楼了，可司机又把我降到底层，因为他觉得按钮不灵，可转眼他又弄好了。我对他说，我宁可爬楼梯上去，其实就是不好说出口，我不想得百日咳。但司机在一阵传染性的然而又是友好的咳嗽中，一把重新将我推进电梯。“再也不会出毛病了，现在，我弄好了按钮。”看他没完没了地唠叨，我急于想知道来访客人的姓名和他留下的话，在他比较巴尔贝克、巴黎和蒙特卡洛究竟谁美的当儿，我对他说（好象一个唱邦雅曼·戈达的男高音歌唱家使您听腻烦了，您就对他说：还是给我唱一段德彪西吧）：“到底谁来看我了？”“就是昨天同您一块出去的那位先生。我去取一下他的名片，就在我的门房里。”因为，前一天的晚上，我在去找阿尔贝蒂娜之前，曾把罗贝·德·圣卢送到东锡埃尔车站，我以为电梯司机讲的是圣卢，但实际上是汽车司机。由于他用了这样的字眼来指司机：“同您一块出去的那位先生，”他就同时告诉了我，一个工人同样也是先生，跟上流社会的人一样是先生。上了一堂词汇课而已。因为，实际上我从来不分等级。若说我听到有人把一个汽车司机称着先生感到奇怪，就象获得封号才八天的X伯爵听到我对他说：“公爵夫人好象累了”，使他转过头来，看着我说的到底是谁，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还缺乏尊称的习惯；我从来不区分工人、资产者和贵族，我兴许会毫不在乎地把他们彼此都当作朋友看待。我对工人有一种偏爱，其次是贵族，不是出于兴趣，而是知道，人们可以要求贵族对工人要有礼貌，比从资产者那里得到的还多，或者说，贵族不象资产者那样鄙视工人，抑或因为贵族对谁都愿意彬彬有礼，犹如美丽的女人欣然施笑，因为她们知道一笑讨千欢。我把老百姓与上流社会人士平等看待的态度虽然得到上流社会的认可，尽管如此，但我还不能说，反过来会总让我母亲完全满意。并不是说她在人道上把人作若干区分，只要弗朗索瓦丝心情不快或身有病痛，总会受到妈妈的安慰和照料，论情意论信赖不亚于对她最好的朋友。但我母亲是我外祖父的掌上明珠，很难不社会性地接受等级的存在。贡布雷家族的人徒然有胆有识，欢迎人类平等最漂亮的理论，当一个家奴争取解放时，他公然开口用“您”相称，而且，不知不觉地，跟我说话再不用第三人称了，我母亲对这种私自改变尊称的行为极为不满，与圣西门在《回忆录》里的描写无异，每次，当一位老爷，他本无这等权利，却抓住个一借口，在一份经过公证的文件上取得了“殿下”的尊称时，或者他抓住一个借口，可以不还给公爵所欠或拖避的租债并逐渐据为己有时，这种不满便爆发出来了。当时有一种顽固不化的“贡布雷精神”，需要几个世纪的善良（我母亲的善良是无限的）和平等理论的宣传，才能使之解体。我不敢说，在我母亲的头脑里，某些“贡布雷精神”是可以冰消雪化的。他怎么也伸不出手让家奴一吻，却心甘情愿给他十个法郎（何况，十个法郎更令家奴高兴）。在她看来，不管她承认还是不承认，主人就是主人，而仆人则只配在厨房里吃饭的人。当她发现一位汽车司机竟同我一起在饭厅里吃晚餐，她就不太满意了，于是对我说：“我觉得，交朋友哪个不比司机好，”犹如，若是关系到婚姻大事，她就会说：“门当户对的对象你会觉得更好。”司机（幸亏我从没想到邀请他）是来告诉我，派他来巴尔贝克赶旅游季节的汽车公司，让他第二天赶回巴黎去。这一理由，尤其因为司机长得富有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