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在内心苦痛难熬时发泄出来，因为莫雷尔那张坚硬犹如大理石，俊美犹如古代艺术品的面容就象一尊希腊雕像的碎片那样充塞在她们当中的每一个人的脑海之中，还有他那漂亮的头发，机智的眼睛，挺直的鼻子——嵌进不该接受它们的头颅便形成肿块，而这肿块又无法开刀。然而，久而久之，这些如此坚硬的碎片终于滑落到一个地方，在这里它们已引不起太大的痛苦，也不动弹；人们再也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那就是遗忘，或者说无足轻重的记忆。

我在白天有两个收获。一方面，由于阿尔贝蒂娜的温顺给我带来了宁静，我有可能，从而也下了决心跟她断绝关系。另一方面，我坐在我的钢琴前等待她的那段时间里反思的结果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我想争取把自己重新得到的自由奉献给艺术，而艺术并不是某种值得人们为它作奉献的东西，而是某种生命之外的东西，它与人生虚浮的荣誉和一事无成都毫不相干，从作品中获得真正的个性这种表象仅仅来自技巧上的逼真。如果说我度过的下午在我身上留下了其他的，也许是更加深刻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是在很久之后才被我了解的。至于我明确地权衡过的这两个收获，它们不会持续很久；因为从那天晚上开始，我关于艺术的看法便在那天下午的感受逐渐减弱时重新占据上风，相反，我说的宁静以及由此而来的我能够献身艺术的自由倒会重新弃我而去。

我的车沿着堤岸驶近维尔迪兰家，我让司机停车。其实我刚刚看见布里肖在波拿巴特街的拐角从有轨电车里走下来，他用一张旧报纸擦拭自己的皮鞋，戴上银灰色手套。我朝他走去。一段时间以来，他的眼疾逐渐恶化，所以他佩戴了一副——犹如实验室一般阔气的——新眼镜，就象天文望远镜那样功率大而且复杂，眼镜仿佛用螺丝拧在他的眼睛上；他把眼镜的焦距对准我，并且认出是我。眼镜的状况良好。但是，透过眼镜，我却觉察到呆在这种大功率的设备底下的是一缕细微的、淡淡的、痉挛的、垂死的漠然目光，正如在那些对人们干的活报酬太多的实验室里，有人把一只微不足道、濒临死亡的小动物置于最精密的仪器之下那样。我把自己的胳膊伸给这个半瞎的人，好让他放心走路。“这一次，我们不是在大舍尔堡附近，”他对我说，“而是在小敦刻尔克旁边碰面了，”我觉得他的话实在无聊，因为我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可是我又不敢问布里肖那是什么意思，与其害怕他的轻蔑，我倒更怕他的解释。我回答他说，我很想看看从前斯万每天晚上与奥黛特会面的那间客厅。“怎么，您熟悉这些古老的故事？”他对我说。“不过，诗人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