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一样，这一点是极为明智的。上流社会的事情跟性趣味相仿，我们一旦听凭审美理性来对性选择发号施令，那么我们不知会发展到什么反常的行为上去。基于那些妇人都是民族主义者这个道理，圣日耳曼区养成了接待别的社交圈妇人的习惯。随着民族主义的出现，道理遁然消失，习惯却沉淀下来。维尔迪兰夫人随波逐流，顺应德雷福斯运动，把有价值的作家吸引到自己身边。尽管他们是德雷福斯派，对她的社交活动一时没有任何用处，但是政治热情和其它热情一样，是不会延续持久的。新一代的人来到时，不再会理解这种热情；即便是表现过这些政治热情的同一代人也会改弦易辙，转而表现出与先前的政治热情并不相仿的政治热情。随着排他原因的改变，他们会恢复一部分原先拒之门外的人的地位。在德雷福斯事件发生过程中，君主主义者再也不是忧心忡忡，整日担心某人如果是反犹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就可能是共和党人、激进派、甚至是反教会分子。万一有朝一日战争爆发，爱国主义也会采取另外一种形态，即便是一个沙文主义作家，人们也不会再去关心他曾经是不是一名德雷福斯派。就这样，维尔迪兰夫人利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危机，一场又一场的艺术革新，犹如燕子筑窝一样，接连不断地把碎片捡回家来。这些碎片暂时没有用处，但有朝一日就会组成她的沙龙。

--------

①约瑟夫·雷纳克（1856—1921），法国政治家和作家。最初德雷福斯支持者，后来态度改变。

②保尔·埃尔维厄（1857—1915），法国剧作家，德雷福斯反对者。

德雷福斯事件过去了，阿纳托尔·法朗士却留下了。维尔迪兰夫人的力量表现在她对艺术的真诚的爱，对忠实的圈内成员的一片苦心，以及她不请社交人士而专门酬劳圈内成员的美餐。在她家里，每个人都象贝戈特在斯万夫人那里一样，受到敬重。当这个社团中的某一门客有一天成了杰出人物，众人希望来拜见他，那末在这位维尔迪兰夫人家里，他决不会象博代尔及夏博①烹制的官方宴席或圣查理曼菜肴那样，弄虚作假，而是一位美味芬芳的普通人，一位如同世界空净无人一样完美无缺的人。维尔迪兰夫人手下的演出班子陈容整齐，训练有素，拿出的节目堪称一流，缺的只是观众。自从观众的兴趣离开了某位贝戈特鼓吹的法兰西型的理性艺术，迷上了充满异国情调的音乐以后，维尔迪兰夫人成为一名外国艺术家常派巴黎的特约通讯员，在美丽动人的尤贝尔季也夫公主②身边为俄罗斯舞蹈家当起了加拉布斯仙女③，虽然老态龙钟，但是法力无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