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要让我们去送死，去自杀啊！

李梅解释说，他不是让大家白天去轰炸，是晚上去。日军夜间防空火力极其薄弱，正好乘虚而入，而且晚上也不可能遇到大量日军战斗机的拦截。

这么说了，大家还是怕。美军的高射炮专家也告诉李梅，这么做将失去70%的B-29轰炸机。

可李梅不但真的要去做，还推出了更为大胆的举动，他下令卸除B-29除尾炮以外的所有武器，这样每架飞机就可以多带2700磅凝固汽油弹——那种在美军攻占硫黄岛的折钵山时，曾产生过令人毛骨悚然效果的新型燃烧弹。

其实早在二十多年前，美国著名的空军理论家米切尔就曾预言，美国会用燃烧弹来收拾日本。原因是日本城市密集，纸张、木头和其他易燃烧的建筑物遍地皆是，只要将燃烧弹投射到这些最易遭到攻击的大片目标上去，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将整个城市化为灰烬。

1940年初，在中国一手创建“飞虎队”的陈纳德致信阿诺德，提出了相同的建议，他指出，只需出动500架美军飞机，向本州和九州投掷燃烧弹，就能烧毁日本的工业心脏。

阿诺德回信说可不能这么干，美机应该打击军事目标，怎么能随便空袭城市和平民呢？

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已经变成了像魔鬼一样的国家，“美国就像狼群一样吼着要轰炸日本”，很少有美国人在意轰炸行动是否野蛮了。可是阿诺德和他的陆军航空兵还十分在意自己的形象，主张“理想轰炸区域应该包括合法的军事目标或者是离军事目标最近的地方”。

李梅的办法是先斩后奏。在实施夜间低空轰炸和使用凝固汽油弹之前，相关计划，他一个字都没有透露给华盛顿方面和阿诺德。

阿诺德于李梅有知遇之恩，他不能因为计划的失败而坑了这位上司。他已经想好了，只要不预先向阿诺德报告，阿诺德就可以不因此承担责任，一旦计划失败，劳而无功，那么后果至多也只是自己被免职或上军事法庭而已，阿诺德还可以指派他人接替，并有机会从中获取想要的战果。

日本大部分是山区，工业和人口主要集中在沿海城市。美国对日轰炸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轰炸城市，来摧毁日本的工业。这次李梅选择了东京作为大规模夜袭的第一个试验对象，只要对东京的轰炸能够成功，他就可以把同样的模式复制到其他城市中去。

这是一个巨大的赌注，李梅是在用自己的前途以及麾下的300多架B-29和3000名空勤人员作为赌注来冒险。从此，李梅指挥的这次对日空袭行动就被称为“李梅赌注”。

★无人能活着回来

3月9日，李梅正式向飞行员下达任务，准备以东京为目标实施一次夜间低空轰炸。交代完任务后，他强调：“我把你们送到5000英尺的高空，不带枪炮和弹药。”

飞行员们听完之后如堕冰窖之中，一股冰冷的恐惧感直逼心头。大家都觉得，李梅下达这样的命令一定是疯了，至少是丧失了理智。要知道，在4000～6000英尺这个高度，日本人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用高射炮把他们给打下来。

有人把李梅的命令当成了死刑判决：“天哪，这真是残酷至极，他（指李梅）的胆量，我们的鲜血。”还有人已经在抗议：“这会将飞机置身于炮火之中，飞机的设计不适合这样。我们不懂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李梅在做出一项决定之前，通常都会倾听别人的意见，而自己一言不发，但只要他决心已定，就不会为之改变。他毫不犹豫地继续向飞行员们下达命令：“你们要驾驶着B-29轰炸机往前冲，击中目标，如果没有击中，你们就要被解雇！”

夜间轰炸，要想精确锁定目标是不可能的，飞机只能不加区别地狂轰滥炸。李梅非常清楚这一点，他告诉飞行员：“不管你们多么小心，你们都会炸死许多平民，成千上万的平民。”

这是不得已，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必须的。同样是实施轰炸，日本和德国的情况大不相同，德国工业集中，摧毁几个固定目标，就能摧毁它的工业体系。在日本的城市里，许多家庭就像车间一样，为附近的工厂生产组装零件，而每个工厂又如同根系成网状的大树，延伸至周围生活区，既吸纳工人又搜集零件。换句话说，日本工业的三分之二都分散在家庭作坊以及只有30个工人——甚至不到30个工人的小工厂里。要摧毁它的工业，就得把这些小工厂全部炸掉，也就必然殃及一个个平民家庭。

屠杀平民必然牵扯到是否道德的问题，飞行员在轰炸时不可能不心存顾虑，李梅的理解是：“任何战争都是不道德的，你要让这些问题困扰了你，就不是好士兵！”

他进一步阐述说，如果美国空军不能摧毁日本工业，陆军就要被迫直接进攻日本。“想想看，那样的话，会有多少美国人丧命？有人说会达到100万！”

李梅问飞行员们：“你们是想杀掉日本人，还是让日本人杀死我们美国人？”

没人再吭声了。李梅讲话非常简捷，四两拨千斤，就让人知道他肯定考虑过所有的选择，然后才选择了唯一的最佳方案，大家只需执行，其他完全不用多管。

当天下午5点34分，在李梅的参谋长鲍尔斯准将的指挥下，334架B-29轰炸机从塞班岛和提尼安岛的机场起飞，呼啸着向东京飞去。

起飞前，飞行员们的心情都非常沉重，不说哭丧着脸，反正没有一个人有好脸色。留在后方